16 年前，我还是马大第八宿舍的新生。开学不久，宿舍选举就开始了。选举制度是我后来知道名字的“有限选票”（limited vote)：主席、秘书、财政三个最高职位是一起投选的，每个选民（学生）只有一票，最高票者当主席，余者类推。宿舍的选举都是很族群性的，马来学生的领袖想办法配票，以便比较平均的票数能让两个马来学生胜出，另一席则多半华裔学生胜出。

华裔学长召集所有华裔学生开会，要我们“华人支持华人”，团结一致让他们所推选的华裔代表当选。我们一些新生心里颇觉得不安，觉得：第一，因为我们是华人就要投选另一个华人，其实是种族主义；第二，我们觉得那位候选人也不能只靠华人选票获胜，即使最终无法得到其他族群的选票，也必须应该先尝试。我们要求那位其实还相当友善的学长展开竞选活动，其他华裔学长却表示这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每个族群都会选回自己族群的代表。

我们这些新生私下讨论的结果是：如果那位华裔候选人愿意向其他族群拉票，我们才支持他。

终于，来到舍方安排的候选人拉票演讲时间。我们这些新生早早到场，希望看到那位学长上台说几句话。结果，他和其他华裔学长都没有到场。我们这群新生很失望，觉得投他一票就是明明白白支持他（或者更正确说，支持他的其他华裔学长们）的族群中心思想。我们甚至觉得，这样的代表万一赢了还真会丢我们华裔生的脸。

那一年，我们二三十个男女新生投了一个能干、友善的印裔学长一票。我们的学长当然不会欣赏我们的独立思考。

结果，接下去的日子，第八宿舍的华裔生俨然分成两派，一派坚持华人团结，另一派则宁愿走出去参与其他人。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

我怎么没有想到16年后的今天，竟然还有宣称代表华裔的政党首脑，会避开和政敌同台辩论。我说避开，因为真要只是时间上不能配合，联邦部长总可以建议一个他和首席部长都得空的时间吧？

世事多变。16年前，我怎么没想过我那位打球出色，演讲不强的学长，竟然是翁诗杰一般等级的人物呢！那时，翁诗杰已经是马青团长，已经在两年前和林冠英以各自政党青年团团长的身份辩论过了。

原来当年那位学长竟然是藏龙卧虎的部长之才呢。初出道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差点忘了说结局。那一届宿舍选举，我的印裔学长赢了。最高领导层里没有一个华人，而我们华裔生也没有遇上世界末日。

武吉干当补选，是不是有突破性？我和黎维先生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巫统的华基附庸党（黎先生对这个词语可能很感冒，对不起）有没有崩盘。

我以为，这在308时没有发生。当时崩盘的是国阵的印裔选票。这一次，十八丁的华裔选票只剩两成，派了100万的新板也不到三成，这不是崩盘是什么？这样的成绩即使是在安华的老巢也没有发生。

为什么国阵的华裔选票崩盘那么重要？因为巫统政权接近一半是非马来人在撑的。非马来人如果全面收回支持，巫统就可以休矣。

黎维先生可能是早已“心里有数”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还年轻，忍不住要兴奋一下，“见笑”了。

看一下这种“商女‘未’知亡国恨”的文宣，想到赞比里、马汉顺、郑可扬这些乱臣贼子，我这个“亡国奴”是忍不住要激情一下的。

少点激情，多些思索，以数据论武吉干当补选

【特约评论／黎维】武吉干当、武吉士南卯及巴当艾补选，在原本已经 多事的政坛添加新话题，热闹不在话下。补选成绩一出，即刻就带来“分水岭说”、“大变在即说”、“下届大选变天说”等评说，当然不能全盘否定这些论说，相 反的，以局势发展之势，一兴一衰，情景分明，換不換政府恐怕也要保持个“心里有数”：由不得你个人了。

然而，2000年 鲁乃补选的突破无法乘胜追击、“916变天”雷声轰轰，终不见雨点，反而是国阵变了霹雳的天；少一点激情，有时并非坏事。两年光景以前，我们给“国阵必胜 的Unbeatable Electoral System论”所忽攸，对于今天一场补选成绩就疾呼“国阵将灭，变天在即”，是否要多些冷静和多些思索，当作经验教训？

西马两场补选，我作过选前分析，特別是霹雳武吉干当的选情，胜负早已心里有数。如果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就是我对回教党在武吉干当胜选没有太大激 情，毕竟，这并不是它首次在这个选区取得“突破性胜利”，而是续2008年3月8日大选取得胜利后，在2009年4月7日再次取胜。真的“突破”是在 2008年3月8日，2009年4月7日的胜利仅是“突破”性胜利的延续。

继续追看黎先生数据丰富的分析：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9398.html

【本刊特约黄进发撰述】人民联盟在霹雳州武吉干当国会议席补选大胜的最基本意义，当然是对霹雳政变的否定，是对乱臣贼子破坏民主朝纲罪行的“春秋之笔”，是对任何企图发动政变或宣布紧急状态的野心家的警告：别轻举妄动，否则就会骑虎难下！
看看巫统政客在补选前口出狂言，说要把吉打“霹雳化”，我们就知道武吉干当及吉打州武吉士南卯选民对维护国家民主与政治稳定的贡献有多大。

然而，武吉干当补选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预示了巫统和回教党两个政党盛衰的变化。

巫统双面政治的死刑

巫统的华人政党与媒体跟班不断吹捧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其实最关键在一个问题：巫统愿不愿意接受民主制度。如果不愿意，那么贪污、滥权、跋扈就不可能根治。

巫统是否愿意接受民主竞争，最基本的检验方法不是看它能否善待非马来人，而要看它能否承认其他马来人政党的正当性，而不认为马来人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对马来人大团结的破坏，是让非马来人渔翁得利。

做不到这一点，对非马来人再多的讨好，也不过是为了假途灭虢，先消灭马来人竞争者，再来非马来人开刀。

武吉干当补选正好说明巫统没有改变其狼子野心，它对回教党候选人尼查的攻击，不管是“叛君”，还是“（民主行动党）傀儡”，说到最后还不是一个罪名：尼查对华人太好。因此，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说穿了其实是“一个马来人民族”的画皮。

巫统希望通过中文报业集团涂脂抹粉、辣妹的艳舞、给华校的拨款，让华社对画皮下的种族主义本质视而不见。

结果，这个画皮在武吉干当竟然遭七成以上非马来人选民唾弃。如果这个现象持续，在半岛165个议席中，国阵休想取得51个非马来人选民过半的议席，在另外44个非马来人占三分一以上的混合选区（武吉干当就是其一）也几乎是凶多吉少。剩下70个马来人选民占绝大多数的选区，巫统有可能全赢吗？

如果巫统在半岛只取得70多个议席，它能够依赖沙巴巫统和东马国阵成员党贡献另外40多席组成简单多数政府吗？就算勉强充数，一个“巫统加东马”的政府能够稳定执政吗？

武吉干当补选的最重要意义是，巫统的两面政治被判了死刑。

回教党成为华人政治主流政党

与巫统的气数将尽成强烈对比的是，回教党在华人区的崛起。

在去年3月8日的第12届全国大选中，回教党已经越过印度人国大党，成为第三大的印度人支持政党，仅落在民主行动党及人民公正党之后。多位回教党议员包括全国得票率最高（68%）的哥打拉惹区国会议员西蒂及竞选州议席的尼查，都是凭着印度人选民的支持打败国大党候选人。

昨天的补选虽然不是马华公会或民政党对垒回教党，但这两个国阵成员党在气势上不敌回教党，已经是明显的事实。当马华公会宣传局自我感觉良好地沉溺在反回教国的伟大斗争时，十八丁华人区街头巷尾却都挂满了月亮的旗帜（当地人戏称“膏药”）。

经此一役，回教党已经成为华人政治的主流政党，仅在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之后；反而是要通过辣妹艳舞来吸引眼球的马华公会、民政党，已经逐渐沦落成华人社会的边缘政党。

这一个变化的最主要好处是，马华公会、民政党用文告反对、投票支持的“回教国”已经变得几乎不再可能。

原因很简单，经此一役，回教党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不丧失40%马来人选票基本盘的前提下，只要公平对待非马来人／非回教徒，它来届大选可以在许多混合区大败巫统；此时此刻玩弄回教国课题，无疑是放生“巫统”。

只要回教党沉得住气，继续以开明态度处理宗教性争议，譬如支持让基督徒继续使用“阿拉”字眼，巫统乐此不疲的结果只会加速本身的灭亡。孤掌难鸣，只要回教党不配合，巫统的“种族主义回教国”自然就没戏可唱了。

在马来文里，武吉干当（Bukit Gantang）只是一座山丘，但是，如果昨天补选的潮流延续，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上，它将变成一座高山，成为新旧马来西亚之间的分水岭。

【匈奴未灭／黄进发专栏】从历史的纵深去看，霹雳州武吉干当国会议席补选的最重要意义，不是对下一任首相的信任投票，因为首相到底可来可去；甚至也不是去年3月8日民主战果的保卫战，因为民主化暂时性退潮会有再涨潮的时候。
这场补选的历史性意义在于：这个国家要不要走上政变频仍的道路？如果要把这个意义化成公民投票的正式文字，那就是：马来西亚明天要不要面对政变的风险？

为什么本来有民主体制的国家会发生政变？答案很简单，因为有人不愿意让民意决定政权，或者输了却不愿意认输。如果赞比里的伪政权愿意在推到民联政府后解散议会让民意裁决，并且赢得选举，那么就算国阵政府再种族主义，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合法性，而只能批判其政策。

事实的发展却是，赞比里团伙上台走的完全是后门。我们依然需要纳税，却不再能凭自己喜好决定政府。我们在实质上已经和被外国势力殖民，或者被逼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的蚁民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被殖民者和黑社会的保护对象都是只有缴钱的义务，没有投票的权利。

这些褫夺人民民主权利的人，是民主政治的罪犯，是乱党，是乱臣贼子。在春秋时代，孔子著《春秋》，通过历史的批判，使乱臣贼子惧。在民主的年代，讨伐乱臣贼子，不靠史官，靠选民。

选民如果不严打政变团伙，政变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因为选举不能决定大局。而政治到时将沦落为黑社会的械斗，一帮斗倒了一帮，另一帮又再尝试把原任斗倒。

泰国在1932年发生第一场政变中，在其后的77年中一共发生了另外17场政变，宪法也定了17部。

如果我们不要未来发生政变，我们就必须确保霹雳州的政变得到选民的严厉谴责。

否则，如果下一次大选，不小心，巫统得到了半岛马来人的过半支持，但是在全国失去多数，是不是又拒绝认输？我们能够避免成为下一个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危机吗？

保卫民主飞将军

这一场补选决定的不是谁做国会议员，是未来的国会议员还是不是民选的。它决定的不是纳吉这份工作可以做多久，而是一般老百姓将来需要不需要在政变后的经济废墟里找工作。

如果巫统在这场选举险胜甚至以微差落败，巫统将把战绩解释成选民不介意政变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不但将成为马来西亚民主的墓志铭（注），也将成为所有马来西亚人前往新泰国或新菲律宾的护照。

英 国首相在二战时赞许保卫英伦免于纳粹铁蹄的空军时说：“在人类的冲突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欠这么少人这么多。”（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如果您是武吉干当的选民，您必须记得您就是其他2600万人赖以护卫马来西亚民主的五万位飞将军之一。

我们其他身在霹雳州、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选民再愤怒再忧虑，都没有机会直接对乱党进行政治判刑，警告这些亡命之徒未来不要再铤而走险。

只要政变没有被压倒性的击败，乱臣贼子们都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人民接受了伪政权。所以，在这样的时世与世局，反对政变的选票永远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每一张反对乱党的票，都像《春秋》，都是在狠狠地刮乱臣贼子们一记耳光，告诉他们不要胡作非为，因为我们人民老板会秋后算账，绝不手软！

如果您不希望下一届选举后看着国家陷入政变的乱局中，就算您必须请假、兼程赶路回家，您当天一定要去投票，投政变一张明确的反对票，捍卫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与尊严！

注：中国诗人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9247.html

反对回教国，就一定要投回教党！
特约评论 | 4月6日 上午11点55分

文：黄进发

马华在双武吉选举攻击“全民回教党”是个骗局，列举了许多“回教国”逐步出现的“证据”。看看武吉干登华人区到处挂满回教党的旗帜，俨然回教党已经成为最新的华裔支持政党之一，马华的中央宣传局人员恐怕会很沮丧。

不过，我觉得，马华提醒我们回教国的威胁是对的，大家应该努力反对回教国；只是，马华的政客与文人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听他们指路，只会陷入万丈深渊。

梦幻联盟：非回教徒选民与回教党开明派

今天，回教国的威胁不来自回教党，来自巫统。

回教党在2004年惨败后努力走中间路线，22个议员中有7个来自非回教徒占1/3或以上的混合选区，其中得票率最高（68%）的Dr Siti Mariam更是在非回教徒占52%的选区击败马印国大党的候选人而当选。

这些依赖非回教徒选票胜利的议员，有没有过桥抽板，恩将仇报，玩弄宗教情绪？没有，瓜拉雪兰莪区的祖基菲利博士和莎亚南区的卡立沙末，308后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们在星期天到访天主教堂，与教徒交流。在黄洁冰私密照事件中，卡立沙末更公开撰文挺黄，反对雪州回教党的“议员当为公众表率”的保守论调。

只要这些中间派、开明派还在回教党内占有优势，排斥、打压其它宗教的回教国就不可能落实。

对他们而言，回教国的重点在于施政的公平，在于财富的合理分配。所以，在2008年的大选时，以祖基菲利博士为首的论述团队，强力推动以“福利国”取代“回教国”。

而霹雳州民联政府分发新村土地地契的措施，巫统企图指责是民主行动党“控制”回教党的结果。事实上，它反映了回教党新论述的优势地位，才完全没有面对党内的责难。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霹雳州大臣尼查本身也是在混合选区打败马印国大党候选人当选的。

简而言之，今天回教党走向中道，其实是非回教徒选民与回教党开明派的梦幻结盟的结果。

巫统战略目标：逼回教党走回头路！

非回教徒与回教党合作，也正好是巫统的噩梦。所以，巫统一方面试图以“回教徒大团结”的诱饵，来拉拢回教党的传统派和谈；另一方面，却大力玩弄种族与宗教问题，强攻回教党腹地。

于是，国语版本的圣经中“Allah”一词多年来都是“上帝”的用词，“本来无一物”，巫统的宗教系统却非禁之而不能后快，一定要诬蔑这是基督教会试图引诱回教徒脱教的阴谋。另一方面，非宗教性的回教党政策，譬如土地分配、不分肤色的扶贫政策，却被抹黑为出卖马来人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主导巫统的宗教攻势的，正是新科第一高票副主席阿末查希。他在不久前的巫统党选措辞强硬，主张巫统在“Allah”等宗教课题上绝不让步。他的“开明”，就在于认可马华的看法，承认“辣妹跳舞”是华人文化，必须尊重。

这个巫统宗教势力的领头羊，其实来自有43%的非马来人选票的混合选区（巴眼拿督），比回教党中间派理论家祖基菲利博士选区（瓜拉雪兰莪）的39%高。类似的选民结构，却产生洄然不同的政治路线，这正好说明了巫统与回教党本质的不同。

纳吉委任阿末查希在武吉干登督军，除了因为他是霹雳人，何尝不是希望出现“巫统宗教右派”击败“回教党宗教左派”的局面，引发回教党的分裂，甚至如杨善勇所警告的回教党退出民联的危机。

简单地说，巫统的策略是围魏救赵。“魏”是传统马来选民，“赵”是非回教徒选民。如果回教党觉得基本盘受到威胁，传统派就会压制开明派，要求培元固本，甚至重提“回教国”目标。届时，巫统就可以继续在混合区称霸，把后退的马来人在野实力困在“回教国”的恶性竞争之中。

非回教徒的选择：要不要帮巫统建立回教国？

巫统“围魏救赵”策略会不会成功，非回教徒选民可以做得真的不多。然而，他们完全可以反过来“围魏救赵”：魏是宗教与族群霸权主义的巫统，赵是回教党的中间路线派。

他们可以通过国阵在华人区和混合区崩盘，来告诉巫统：就算你成功把回教党、民联在马来选民的支持削落到四成左右的基本盘，你也得不偿失，因为你将在华人区与混合区全军覆没！

表一：2008大选不同类别选区各党票席优势比较

*3月8日形势

巫统所要面对的残酷事实是，尽管有选区的不公平划分，马来人占三分二多数的选区，只有70席，还不到半岛165席的一半。如果它企图玩弄族群与宗教情绪来消灭马来人为多数的在野党，非马来人选民完全有能力在51个非马来人选区和44个非马来人占三分一或以上的混合选区，全力埋葬巫统！到时候，就算沙砂国阵还能大获全胜，巫统能够期望东马政客雪中送炭吗？

两个月前的瓜丁补选，华裔选民基本上保持308的格局。对巫统而言，这表示华裔基本上不介意阿末伊斯迈、凯里、慕吉利斯等人的极端言行。巫统因而加紧了宗教与族群攻势，甚至发动宫廷政变与官僚、警队对议会哗变，以打击民联马来基础政党。

不管马来选票如何，如果在双武吉补选—尤其是武吉干登，民联的非马来人选票没有大幅度增加，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纳吉新政权会在中文主流报章的拥护下大谈“一个马来西亚”，另一方面却大力玩弄族群与宗教课题，逼使公正党与回教党走回头路，让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理想再次流产。

英国首相在二战时赞许保卫英伦免于纳粹铁蹄的空军时说：“在人类的冲突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欠这么少人这么多。”（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308后，整个马来西亚（包括马来人）的民主权利与宗教自由，或许从来没有如此依赖过这么少数人：武吉干登的两万名与武吉士南卯的一万七千位非马来人选民。套用《中国报》吹捧纳吉的话，他们才是真正的“天降大任”！

如果你有朋友是这两个选区的选民，请提醒他们的历史重任。这不是华校有没有一百万拨款的问题，也不是考虑500元赌注会不会赢的时候。这是为至少两代人的幸福作出的投票。不要为一点小钱典当我们的自由、平等与尊严。

投国阵一票，或者不投票，就是投回教国一票！反对回教国，就一定要投选回教党和民联！

http://malaysiakini.com/columns/101752

这场补选是上天给马华的礼物。

因为马华可以证明给巫统看：非马来人/华人选民不止决定华人区与混合区的胜负，就算在马来心脏地带也可能是造王者。

瓜登就是最佳的例子。当马来人票平分秋色时，其实是65%的华人选票救了国阵。如果下一届选举，非马来人绝大多数投向民联，国阵肯定会完全丢掉非马来人占多数的51个议席，在马来人占多数的44席混合区与马来人占超级多数的70席，也会有更多危险区（像瓜登）易手。

如果到时候，巫统在半岛只剩下55席（比现在少10席），马华公会、民政、国大党等全军覆没，它可以期望东马政党会拿57席来帮助巫统组织政府吗？

你说，谁怕谁？马华公会应该怕巫统？还是巫统应该怕马华公会？我驾myvi，你驾BMW，相撞谁比较心痛？

所以，巫统哪里有什么本钱玩弄种族情绪，要关闭华小，要实施回教刑事法，要抗议刘玉梅出任州营机构主管？

巫统不改其种族主义，马华公会就一定死，巫统也跟着下野。然而，巫统不见棺材不流泪。

瓜登就是能够救马华公会、民政、国大党的那一口棺材。如果你是马华公会党员，你还要阻止巫统见棺材吗？

全文刊登在《独立新闻在线》。

新纪元学院争议越演越烈，我心中的慨叹是华教运动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甚至是在与自己过去所捍卫的理念、利益为敌？对我来说，这比个别人事的去留更重要。

譬如说，“董事主权派” 有权利要求柯嘉逊博士走（一如“华教民主派”有权利要他留下），但是，以他“受英文教育”（所谓‘二毛子’）作为罪名，则已让华教运动变质成“华校生的土著主义运动”！

一个人如果因为教育背景所以无法掌握中文、无法理解乃至投身华教斗争，自然不能够出任华教学院的院长。然而，如果教育背景无碍一个人掌握中文、理解乃至投身华教斗争，仍然要以“血统不纯正”来否决其资格，这和雪州巫统、回教党以族裔、宗教背景反对刘秀梅出任雪州发展机构总经理有什么分别？

华教运动什么时候堕落到变成巫统的跟班？这样的“华校生保护主义”不仅要连陈祯禄、杜乾焕博士这样的“二毛子”也一并排除在华教运动之外，也根本就是对“华校生”（包括潘永忠教授）的侮辱，骨子里认定他们是没有“华校生固打”就不能够出任高职的人。

其实，华教运动植根于华裔社会的少数族群利益，其根本的普世性理念基础就是在争公平选择与竞争的社会。因此，只要一个人有能力落实华教民营学府的使命，她/他是不是华人又有什么重要？举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如果德裔汉学家马汉茂还在世，他难道就比不上一个华裔华校生吗？（这种识见的障碍，柯嘉逊博士的支持者也不能免，有一位他的学生在《当今大马》的读者来函中就曾否定了非华裔掌校的资格。）

不能够坚守这样的理念，而只谈具体的现实利益（譬如“土著主义”下的配额保护），华教运动就变成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注）运动了！

看到昨天《当今大马》的新闻，我不由不相信一些所谓“华教人士”在理念上的腐化已经到了病入膏盲的地步了！

***霹雳捍董会表示‘不能接受律师团竟然出现两名印度裔律师，而质问道，“难道我们的华人律师精英连华社的官司，也要印度人来帮忙吗？华裔真的不争气到这种可悲的地步吗？”***

***雪州巫青团长阿都苏古說，刘秀梅出任总经理职，“也破壞了雪州發展局領導人一直以來由土著出任的傳統，同時低估了馬來官員的能力和經驗，仿佛土著沒有能力出任有關職位。”***

霹雳捍董会诸公，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加入巫统了呢？

注：这是个不精确的词语，因为“种族”的概念是人种上的，其确实性(validity)在学界普遍受质疑，因为人类并无亚种。比较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族群”与“族群中心主义”。这里为行文方便，姑且用之。

这是2004年的旧作，在那还没有《独立新闻在线》与《当今大马中文版》的时代，原载《自由媒体》。讨厌或害怕长文的朋友勿入。4年后贴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在“出卖/伤害华教”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思考一下如何在原则上与策略上周全地对应国家的攻势，应该是必要的功课吧。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强化华团–包括华教团体–的代表性。教总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能代表华校教师了，董总能不能像以往般代表华校赞助者、支持者也其实很可疑了。

民间如何攻防国家？
–隆华堂对应的再思

前言

隆华堂事件的冒现，显然是国家又一次对华社民间展开攻坚的企图，刘磐石先生之流是‘棋子’（潘永强语）。（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本文不拟重复，而直接以此为 基础申论。）相对于过往的‘招揽 / 招安’ 与‘渗透’，老棋手临别的这一步棋或可称为‘复制’。不希望公民社会萎缩、沦陷的我们，当然必须有所反应和反击。问题在于怎样的反应和反击，才在原则上和 策略上对我们所要保卫的民间/公民社会最有利或最无害。鱼与熊掌，往往无法兼得；本文不敢假定另有原则与策略上都万全的对应，却愿意延续曾剑鸣〈无关结社 自由乎？抑或国家政治根本原则的妥协？〉与之前其它文章的讨论，首二节探讨今天华社主流面对这种复制攻势的两个反击策略：官方封杀与民间反制，第三节则讨 论我们以为真正重要的命题：民间代表权如何‘反骑劫’？

I 策略一：官方封杀

动用社团注册官来撤销隆华堂的注册，如果成功，在策略上是釜底抽薪的高着。可是，从注册官在短短20天内让隆华堂注册成功的厚爱来看，他和他的atas不 可能有这种意愿，事后孔明也的确如此；那么，知其近乎不可为而为之的用处，只有两个：（1）技术上，希望能找到隆华堂的罩门，让注册官不得不俯首；（2） 理念上，以抗争为手段确立本身所追求的原则，留下历史记录，不默认既成事实。

这两者最终都指向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国家的注册官应该如何、凭什么来管制民间的结社自由？答案不是国家应不应有管制权力的二分；但，不论撤销的要求成功与 否，要求撤销的理由都变成后来者可以凭籍、援引的前例，其功效好坏都不会毕于一役。因此，针对原则的讨论不是没有历史观的书生迂见，而恰恰是有历史眼光者 不敢不关注的问题。

1.1 为什么‘不被接受’不可接受？

《社团法令》下社团注册可被撤销的理由有三：社团犯法、闹双胞、不被接受；在隆华堂公案中只有后二者是相关的。许多人或许不自觉把国家看成个人意志的延 伸，把本身反对隆华堂的理由直接当成国家应该制裁它的理由，但‘分化华社’、‘居心不良’云云，归纳起来就只能是 ‘不被（华社）接受’。而一些评论人以‘伪结社自由’ （陈泓缣）、‘自由的行使需要负责任’（杨凯斌）、‘伪民间’（潘永强）、‘民间代表权’（蔡怡雯）等说法为雪华堂辩解，虽然这些说法本身未必不能成立； 但其实并没有理清雪华堂可不可以要求撤注隆华堂的依据，说到最后还是说‘这帮人不是好人’而已。这种‘国人皆曰可杀，（杀之可也）’的潜立场，恐怕才是真 正引起谢绍诚、陈利威、林良谦、曾剑鸣、傅科思等文章所忧虑、批判之处。

维护言论自由的提法谈了几十年，华社知识界基本上已经对私人不应动用国家权力压制异议形成一定共识；隆华堂引发的争论是，对言论自由的维护可以不可以必要 时高高挂起不用？一种说法就引‘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禁止种族主义和鼓吹仇恨的政党或言辞’（杨凯斌，03/11/17）为例，但其实并不适用。自由民主体制 要不要维护其敌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西方的态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只要对方停留在思想和言论层次，不付诸行动，便不应该被对付，所以纳粹和极右派 团体不应该被封禁，而必须是在思想言论上被驳倒，使之没有市场。第二层次是主张民主有自卫的权利，为了保护民主的敌人不通过民主手段夺权毁掉民主，民主国 家有权封禁反民主团体和言论。第三层次是不仅封禁反自由反民主的团体和言论，还要限制有前科者的政治参与。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递减的不只是自由和容 忍，还有对自由民主生存能力的信心。到第三层次的态度时，危险的不但不必是行动，也不只是思想，还有人本身。正常的情形，这种做法只应用于战犯和近似者， 譬如波黑2002年时就还限制356人不能参选。今天，一些波罗的海和中东欧的前共产国家褫夺和限制前朝官员政治权利的做法，就让它们的民主蒙污。而我们 记忆犹新的，冷战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凡左派一律镇压的做法，更说明第三层次的禁制是多么危险，足以让民主在保护民主名义下被扼杀。

刘磐石先生过去压迫民权力量的做法，我们鸣鼓而攻之，是第一层次的反应，绝无可议；今天，如果他到处鼓吹民众反对民权，并且风靡人心，我们可以以第二层次 的考量要求国家管制；但是，他今天反过来是以结社自由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根据他过去言行质疑其诚信，可以骂他伪君子；但是，如果要以此援用第三层次的理 由来封杀他结社的权利，那未免太抬举他为害社会的能力了。他值得我们纵容国家扩大权力范围吗？

‘不被接受’这个理由的危险，不止于原则，更见于策略。姑且不论国家机关会要求什么‘代价’，就算它无条件从善如流，那一样可怕—国家届时就成了‘华社团 结’的实质仲裁者，以国际政治来比喻，就像美国今天是台海和平的实质仲裁者一样。什么时候，如果刘先生之流向国家告状一些我们认为进步的华团正在分化华 社，‘不被广大华社所接受’，而国家也从善如流，我们将情何以堪? 我们将向谁喊冤？

1.2 双胞还是侵权？

第二个可能的理由是‘双胞’，但隆华堂显然不是雪华堂的直接双胞，只是功能在地理上有所重复。比较有力的论点，或许是中华大会堂在马来西亚已是特定名词， 像注册商标一般，所以隆华堂对雪华堂或有‘侵权’之嫌。一位律师认为，雪华堂或可以知识产权上的‘冒充’（passing off）为由，入禀法庭要求司法审议注册官的决定。

我们不是律师，不敢无据多谈；但以为，如以撤注隆华堂为策略目标，只诉诸法律而不动用关系、不通过协商，至少在两点上，能与雪华堂一直以来争民主、人权、 法治的立场调和。第一，雪华堂诉诸法律，至少不会是‘台底’交易（傅科思语），依据的也不是我好它坏的主观标准，成败都好都已留下历史记录。第二，以知识 产权、商标角度出发，雪华堂所要限制的只能是‘中华大会堂’（Chinese Assembly Hall）一词的使用权，这种在现代社会（反知识产权者例外）里可接受的限制；如果隆华堂要改名，譬如说叫‘吉隆坡华社大会堂’(KL Chinese Community Hall) 什么的，即使想功能上继续分庭抗礼，雪华堂也不应再反对。

我们以为，第二点在原则上和策略上尤其重要。陈泓缣提醒我们1980年代的‘华校董事总会’和2000年代的‘雪隆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的例子。面对这种 路人皆知其用心的‘伪结社自由’个案，如果他们要注册，华社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我们的答案是不应该，华社主流意见可以抵制这些团体，这些团体也没有权利由 官方委派去接替原有团体的地位和主权，但是，它们绝对有权成立并与后者竞争。

总结第一节的讨论，假手朝廷限制‘假民间伪民间冒牌民间’（潘永强语），不是与虎谋皮，也是引狼入室。要为民间清理门户，仗还是要回去民间打。

II 策略二：民间反制

2.1 国家民间攻防三式

国家掌控（华社）民间的手法，至今有三：一曰‘招揽 / 招安’（不改变华团领导层，只争取他们支持政府；而两者的分别是：受‘招揽’者向来相信协商，而受‘招安’者则曾相信施压）；二曰‘渗透’（当招揽 / 招安无效时，就由华基政党派员渗透华团，改朝换代，让政党人物直接掌管华团，经典例子是乡联青，总会长曾是马华受薪党工林金宋）；三曰‘复制 / 创制’（前者是当招揽/招安或渗透失败时，就另立山头，以便能影响甚至劫持民意，代表作正是雪隆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和隆华堂；后者是政党人物直接创设新华 团。）。

进步力量壮大民间自主性时，也会采取相应策略，或高举义旗大规模动员华团（华团宣言、诉求、义山、白小、528、234等等），或展开反渗透的阵地战（雪 华堂、尊孔校友会等团体的改选），或成立新华团，包括功能相近组织与之分庭抗礼（乡青总团联谊会、霹雳华社联谊会等）。

表一 国家与民间的攻防三大策略与手法
策略 / 手法共同点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 ___民间
不改变华团领导层，只争取支持________ 招揽/招安 ___高举义旗
改变华团领导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渗透________反渗透
成立功能相近或全新的华团_____________复制/创制___复制/创制

明显的，‘官方封杀’只局部适用于应付国家的第三种攻势；相较之下，‘民间反制’才能全方位的回应。既然隆华堂只是一场战役，民间对国家的攻防才是战争本 身；民间进步力量在制定应对前者的策略时，不但要考虑原则，还必须放眼全局，确保它们至少不会危害到自己和战友在这三种攻防战略上的利益，包括未来的回旋 空间。

2.2 团结是万灵丹吗？

国家在玩第三种手法‘复制’时为了加强其‘克隆华团’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往往同时需要玩第一种手法‘招揽/招安’的游戏，民间也因此必须能高举义旗与之交 锋，隆华堂就是现成的例子。雪华堂的‘勤王军’们抬出的大旗是什么呢？一是攻击刘氏一伙多年来奔走朝廷打压民间的赫赫劣迹；另一是反对隆华堂分化华社。从 发言者的背景去分析，我们会发现雪华堂华团内外的中坚支持者大都以前者为主，时而以后者为辅；而相对外围、‘中立’者则不多谈雪隆两方政治取向上的差异， 而以肯定雪华堂贡献、反对华社‘分裂’、‘混淆’、‘山头主义’、雪隆两者功能重叠等为重点。从立场暧昧到在形势所逼下不得不挺雪的华总，其4点声明就是 以担心华社分裂和肯定雪华堂角色为主调。论述与论述使用者政治取向的相连性，说明‘团结’/‘反分化’这种说法是反隆华堂联军的最低公约数，在华社动员上 是最省力、最有市场、最有合理性（legitimacy）的，因为肯定（华团‘不分裂’）现状，即使看不顺眼雪华堂的大华团也不敢为隆华堂背书，以免冒天 下之大不韪，或剃人头后也被人剃头。

然而，团结论真的是万灵丹吗？使用这个论述的代价是什么？

从理念上，团结论假定一个单一同质的‘华社’（傅科思）、‘华团有统一的整体利益’（曾剑鸣），就算不谈营造一个承认进步-保守光谱上各群体都有权争其合 理利益的真正开放社会的高度理想，这种单一性恐怕也无助于让女性、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环保人士、人权分子、音乐爱好者等弱势或少数声音的发言（傅科 思）。而团结论去到极点，就很难与‘垄断’概念辩清；对雪华堂带头领导的反政党收购报章运动（其近年最重要贡献之一）所种下的反垄断、自由竞争幼苗而言， 未尝不会是水淹龙王庙，授垄断者口实。

退一个层次，团结论在策略上有两大危险。第一，团结如果是至高理想，那么为了团结，其他理念必要时就可以抛弃；然而，如此空洞的团结对多数派未必有利。以 历史作比喻，岳飞应该为了大宋帝国的团结，而和秦桧合作做偏安派吗？广肇总会会长何世（王）昌就很聪明地用这双刃剑，认为是雪华堂要废除永久董事先破坏了 团结。第二，就算团结只是达致集体行动的手段，而以多数意志为依归，你又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是多数派？对进步力量而言，多数决定 (majoritarian)的政治可以戴舟，也可以覆舟。举华文中学改制为例，如果当年华社的强烈共识是所有华中必须团结一致、共同进退，谁敢担保结果 会是90多家都不改制，而不是一家独中都留不下来？所谓族群利益的论述，虽然传统上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未来还能不能如此？象陆老师这种发言不畏权贵、能以 声望、气势压倒同辈的重炮手，未来董教总乃至华团精英中会有谁人？

简言之，只有当进步力量可以（一）高举义旗压倒国家的招揽 / 招安攻势；或者（二）夺回被政党渗透的阵地时，团结论才有可能对它有利。当它不是多数时，如果团结论继续当道，它将失去发言权。在攻防国家的交锋中，它若 言行一致，就等于自行放弃另立据点分庭抗礼的第三选择，甚至在阵地争夺战中面对谈和分赃的压力。看今天13州华堂，保守和极保守势力盘踞北马和东海岸；团 结论如果有利雪华堂的防卫，也肯定利惠了‘其他“没有那么活跃”的华堂’。谢绍诚从一开始就锐利地点出这罩门，后来就阐述得更清楚了。

2.3 以竞争推动进步

我们在此先提出看待社团竞争的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厘清社团多寡、分合、新老等问题；再回到隆华堂的课题上，提出我们认为雪华堂应该设定的议题。

丢开保守的团结论述，我们建议一些简单的规范性原则，来看待
（1）结社的意义：
（一） 结社是为了便利集体行动的需要；
（二） 任何人有集体行动的需要都可以结社；
（2）社团的扩散：
（三） 服务不同社会功能，固然可能需要不同的社团；
（四） 服务同一社会功能，却服膺不同宗旨与价值，也可以有不同的社团；
（五） 服务同一社会功能，服膺同一宗旨与价值，却选择不同策略与手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社团。
（3）社团之间的互动：
（六） 选择不同策略与手法，却服务同一社会功能，并服膺同一宗旨与价值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所服务、服膺的共同社会功能、宗旨与价值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七） 服膺不同宗旨与价值，却服务同一社会功能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所服务的共同社会功能，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八） 服务不同社会功能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4）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九） 微观上，所服务的社会功能越重要、所服膺的宗旨与价值越有利于社会、所选择的策略与手法越有效，社团就越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反之，社会功能越弱、宗旨与价值越无意义、策略与手法越不成功，有关社团就越应该被淘汰。
（十） 宏观上，社团必须有特定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宗旨、意义、价值、策略或手法，才值得社会以其资源去滋养。简言之，社团必须向商品般 ‘区别化’，为社会提供多元性，不能千人一面。

这些原则简单抽象，以求其普遍性，以便适用于不同时空和语境。因此，‘进步’和‘保守’甚至‘反动’的社团，只要能服务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其存在便有其意义。失去存在意义的社团，是名存实亡、冬眠或者其功能完全可以被其他团体取代者。

这样一个‘价值中立’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以让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A. 社团数目多寡。问题不在社团多寡，而在有没有用。神庙不拜神、剧社不演戏，就是没有用。没用就不要浪费米粮，一个都嫌太多；有用就越多越好，7000个都嫌太少。散沙、士敏土、乱石这些比喻虽然有创意，其实并没有提供判断的基准，不必重复。
B. 社团分合。社团分合只是形式，合理的判断基准应该是效能与效力。道若不同，就不必勉强保持大一统。反过来说，两个社团如果功能严重重叠，不能产生区别，或者没有这种区别的必要，其中一个就可以消失。
C. 社团资历与尊卑。社团的最终价值应该在其相应的代表性(1) ，如果没有代表性，历史再悠久也只是古董，级别再尊贵也只是花瓶，就没有权利霸占与其代表性不相称的社会资源。

承认社会是多元的、包括那些我们厌恶的价值与团伙，不意味着自己在价值上就应该是虚无的。相反的，社会的多元应该是为了让其成员由最大的选择与自由；因 此，一个社团完全有权以本身的社会功能、宗旨、价值、策略、手法，和竞争者争夺社会资源。在开放的环境下，社会的选择如果淘汰了缺乏竞争力的社团，只要未 来的竞争空间继续存在，那是社会资源分配的自然结果，无可訾议。

今天，雪华堂在民间对隆华堂的反制，应该主动设定竞争议程：‘中华大会堂（或者华社领导机构）应该做怎样的事。。。’，让雪隆乃至全国的华团以此评估雪隆 双方今后的表现，决定应该给予何方支持，把双方的竞争拉高到思想理念的层次，而不是让隆华堂‘自然消亡’而已。以隆华堂眼前招兵买马的声势来看，离开它的 自然消亡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华社民意如果接受雪华堂所提出的竞争议程，以此要求双方，隆华堂就不能整天只办千人宴、万人宴，而不得不有所表现；它要真能做 到什么，不管动机是什么，社会都赚到了；它若做不到什么事，支持它的华团就会面对民意压力。这总胜于过度重视刘磐石先生个人，因为他不过是一枚棋子，“在 刘磐石背后还有更多的‘刘磐石’”，倒了他不会就此天下太平（傅科思）。

事实上，90年代以来党国势力‘招揽 / 招安’、‘渗透’、‘复制/创制’的攻势如此成功，许多大小华团都已经是‘国王的人马’了，隆华堂不可能是绝唱。华社民间力量要阻止华团进一步向朝廷倾 斜，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定下议程，借反隆华堂民意为华团动向定调：什么事华团应该有所为？什么事华团又必须有所不为？民意如果成功动员，不止隆华堂，恐 怕华总等主要华团都要受到民意一定牵制。

至于华团的竞争议程应该是什么？我们以为可以是‘建设公民社会’(2)。 这六个字相当程度可以概括雪华堂多年的建树，尤其是近年领导的多场社会运动。从早年祝家华的倡谈‘公民社会’到今天潘永强的宣扬‘民间’，它们虽已成了文 化界的流行词语，一般华团领袖的认识恐怕还没有深化甚至扎根，对党国势力进犯的抗争还是留在族群动员的层次。雪华堂因此可以把它历代主流领导层所秉持的核 心原则和理念(3) ，整理成原则性(4) 、普世性的一纸宪章式文献，鞭策自己并及于其他华团。如此一来，‘中华大会堂’就真的成了特定名词，不但实然是‘一州的华社最高代表机构’，还有其应然的 定义，谁也骑劫不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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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过街老鼠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社团如果以代表过街老鼠为职志而又的确做到了，那当然就是它的代表性。至于它在所有社团中有多少代表性，就要看过街老鼠占社会人口多少。
(2) 潘永强和杨凯斌都有精辟的讨论，此处不鳌。
(3) 它们散见于《华团文化备忘录》、《华团宣言》与《诉求》字里行间，但这些历史文献都是面向当道者的政策性诉求，是对外的需求，不是向内的期许，不能直接用在这里。
(4) 这是华团的自我期许，应该以核心价值为主，尽量不涉及具体政策，以便有足够的弹性让未来的领导层愿意至少在道德上被约束。

(5) 这个建议会使雪华堂失去‘创造性模糊’，在行事讲究默契、弹性而不成文的华团恐怕不会受落。如果不能由内落实，或许就应由舆论造势，使华团最终受到比较明确的约束。

(6) 本文许多外文名词的中译，皆不确定是标准译法。谬误之处，敬请纠正。
(7) 政治理论上有三种事物可以被‘代表’：利益、意见和社会属性。Weale (1999:109)以英文的前置词区分三个‘代表’（standing for）：standing up for, standing out for, standing in for 。这里先谈利益代表这个定义。
(8) 举《诉求》为例子，如果诉求工委会是授权代表，它就有权任何处理《诉求》的任何条文；反之，如果它只是2000个代表华团的‘使节’，它要做任何更动原有条文就必须征求事主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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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真正命题：如何不让民间代表权被骑劫？

3.1 华团对领袖代表权的制约机制—‘宪章式约束’？

从高处看，隆华堂事件的真正问题是‘骑劫民间代表权’（蔡怡雯）。这问题不始于隆华堂，前几届大选部分华团领袖为执政党无条件（关系公共利益者）背书，记 忆犹新；也不会终于隆华堂，贺新首相的万人宴刚刚落幕，主办者就理所当然以华社自居喊出‘华社支持您’的口号（郑立慷）。大选将至，这种满街都是华社代表 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比选战更危险的是，对重大政策譬如234方案的表态，足以让国家假造民意，把政府意愿灌下公民喉咙。华团在规范上和策略上应该怎样受 到制约，以确保它们代表的是民间，而不是朝廷？

个别公民和团体当然有合理权利，表达对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的支持；但是，这种表态会不会被强加到整个团体和社会，违反后者其他成员的选 择？我们以为，华社今天除了华团的定期选举（是否民主又是另一问题），其实严重缺乏这种反骑劫的制约机制，对这些‘华团骑劫者’一筹莫展。以下讨论试图先 定义‘代表行为’（representation），然后把‘民间’从华团和华社两个层面分开去谈。

代表是受委托人/事主（principal） 委托为其利益行事的代理人（agent）。 最常见的事主-代理人关系就是律师与其客户。律师知道客户要他做什么，但技术上他被授予一定权力去行事。而政治代理人应该得到多大授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极端看法。第一种是代表应该受到全权委托，因为一大群事主（譬如：一个国会选区的数万选民）也不可能对事事有具体意见，能够给予明确指示；因此选代表其实 就是选判断力最强的人来作主。第二种是视代表为‘使节’（delegate），他们的功能只是代表事主们出席会议、表明立场、投划选票，他们不应该受会议 辩论的影响而改变立场。 （Weale, 1999; McLean,1991）

对代表功能的这两种不同认识，反映事主群（团体）对民主的实践侧重在什么层次。委派使节需要明确的预设立场，意味着团体内部必须先有民主的周全讨论 (deliberation)，考虑不同的意见，而作出的决定是最终的，是以使节所出席的会议已经不再需要更进一步的周全讨论。从民主精神的落实来看，这 是以内部的民主讨论（参与）排除外部民主讨论（代议）的需要。今天许多华团在派代表参加大华团的改选会议时，明确指示代表应该投谁，不让他们个人作主，就 是这种做法。授权代表在精神上则刚好相反，内部则进行有限的民主讨论（参与），而让代表们可以尽量不受牵制地参与外部民主讨论（代议）。

重参与还是重代议，没有必然的优劣关系，而要看决策 / 课题的本质。每一个团体都可能有些事是要其代表只做使节，遵命行事；另一些事则受权代表全权处理。真正重要的是，团体必须有两种机制确保代表们能够对其决 定负责：其一是事前明确规定代表的权限；第二是事后的制裁，能够惩罚包括罢免违反团体委托/利益的代表。

今天华团之可能被骑劫，关键正是缺乏授权和问责的机制，尤其是事前授权。在政治表态上，华团章程一般不会规定什么事社团当为或不当为、什么是其代表可为不 可为。因此个别领袖若选择在关键时刻为政策护航背书，或对政党输诚效忠；恐怕并不算越权，反对的理事也只能‘一个团体，两种表述’而无力回天，事后追究就 算有完善的选举机制，也可能事过境迁。

我们建议，华团或许应该考虑（如前述建议雪华堂的）宪章式约束，就政治表态，约束可以界定：怎样的表态（课题、立场、姿态）是常委可以做主，什么必须理事 会通过，什么必须会员大会通过，什么是连会员大会甚至是代表个别身份都不能做的（除非先以特别大多数废止这约束）。举一个无党派写作团体为例，对一般政策 表态可能只需常委或理事会决定；对政党表态支持就需要会员大会通过；支持压制言论自由的政策或法律则违反立会宗旨，是连会员大会或代表个人都不应该做的。 这种约束能够入章固好，但只要能以宣言或议决案方式提出，成为共识，就应能有效制约领导层。明文约束在前，总胜于在个别领袖挟团体向政党献媚后，才来谴责 或撇清关系。

这种约束，对想说不却不敢或不懂得说的华团领袖，这种约束可以是最方便的婉谢理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华团的‘立会精神纲领’中包括‘体现公民社会独立 性，不得对任何政党 / 政治人物作出媚态’，它的领袖要怎样去三跪九叩敬茶献汤圆？而这种‘立宪’式防卫，进步的华团看起来最不会有需要，事实上却必须由它们带头做起。第一，这 是防范于未然，也是拉警报，确保自己的堡垒万一被政党渗透或招安，都不会变成大害；第二，进步派不做，献媚派更不可能做；进步派做了，取得社会认同，献媚 派就有压力。首相履新，大选在即，擦鞋的需求大量增加；民间进步力量有必要先发制人，把本身的独立性建制化，进而形成风潮，以抗擦鞋歪风。

3.2 华社对华团代表性的制约机制—议题性的民意调查？

华社被华团骑劫的可能性和后果，都比华团被华团领袖骑劫大。华社，一如任何社会，是一个想象的群体，它所涵盖的利益多元而不能清楚定义。包含它的国家明定 谁是谁不是公民，它所包含的华团明定谁是谁不是会员；因此，国家公民和华团会员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更换代表，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国籍或会籍。华社却非 如此，所谓‘华社代表’严格而言都是华团自封而在所谓‘华社民意’拥戴或不反对下浮现的；而你就算不想承认这样的代表，又要怎样脱离你的‘华社一分子’这 身份？任何华社公民如果不加入华团或改变华团的领导层，她是没有办法不被‘代表’的。郑立慷喊出的正是这种不能与‘代表们’划清界限的无奈。而华社被骑劫 的危险，不止于以此影响选战价值和形势判断，更在于藉此合理化不合民意的政策。在马来西亚，在野党是国会小角色，国会是内阁大附庸，而国会之外公众示威表 态的空间又几不存在 ；所谓民间代表一旦附和，政策就可能就此定案，不到祸国殃民不会扭转。

华团一直以来扮演着两种角色：‘意见领袖’和‘利益代表’。华社要摆脱这种危险，第一步就要明确界定这两种角色的范畴。华团可以是任何议题上的‘意见领袖’，却只能是特定议题上的‘利益代表’。

意见领袖代表的是意见，在于合理不合理，不在人多人少，不必授权；因此，一种意见可以有一个意见领袖，即使这种意见只有意见领袖一个人相信。意见领袖的功 能当然就是申论、维护、传播其意见，以便让这种意见成为越来越多人、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信服的主张。意见，可以是最终能够向事实求证的实证性 (positive) 问题，譬如地球是方是圆的思辨；也可以是没有所谓客观标准的规范性（normative）问题，譬如‘中央政权’应不应该对‘分离主义政权’动武的争论。 意见之争要有意义，必然要求资讯和言论自由，以便意见领袖所要说服的公众或其他对象能够作尽量‘资讯充分’(well-informed)的决定。从这个 角度去看，任何华团在任何议题上都可以是华社合法（legitimate）的意见领袖，只要它服从游戏规则：不垄断麦克风、不封杀论敌的声音。即使它的意 见在我们看来是狗屎垃圾，她都有散布这些狗屎垃圾的权利。

与之相反，利益的代表不是仅仅为了周详思考（deliberation），而是为了决策；因此必须得到授权。任何华团要代表华社表态，我们都必须问：他们 得到谁的授权？从严格定义来看，任何华团都不可能得到华社的授权，因为华社不是国家或社团，没有明确的成员边界，也没有本身的代表机制。所谓‘华社利益’ 的维护或争取，因此只能上借国家、下借社团的代表机制。如果说由各族群选民委托的国会议员代表的不只是华社；各华团则只代表了华社的一部分—组成他们社团 的华社公民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参与华团的华社公民（9）看成是‘议题公众’（issue public） (Dalton, 2002)或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因为不同议题有不同的议题公众和利害相关者，华社其实有多个：‘商业’华社、‘教育’华社、‘文 化’华社、 ‘传统信仰’华社、‘传统地/血缘认同’华社乃至于‘农业’华社、‘低入息’华社、‘女性’华社、‘青年’华社、‘佛教’华社、‘天主教’华社、‘新教’ 华社、‘同/双性恋’华社。。。—它们纵然部分重叠，也不可视而为一，由一个‘华社’代表另一个或所有‘华社’。因此，一个‘议题华社’的利益代表，只能 是为服务这些议题而存在的华团甚至跨族群社团。

这种‘普遍性意见领袖’和‘特定性利益代表’的基本区分，可以避免没有特定利益者鱼目混珠，代人作主。譬如说，如果有人能够组织500间神庙对一个华教课 题发言，不管立场如何；因为神庙的功能与教育无关，我们知道这500间神庙（就算不仅仅是500位庙祝）并不是‘教育华社’的利益代表，而是其中一群意见 领袖而已。换句话说，社团数目不能被偷换成代表性。 （10）

就这个例子，有人可能会问：董教总固然能代表董事部和教师的利益，在家教协会没有全国性组织的情况下，广大家长的利益又有谁来代表呢？董教总固然可说也间 接代表着家长的利益，然而，会员中不乏家长的其他华团不也可能代表家长的利益？限制这些华团扮演家长利益代表的角色，不但可能使家长的利益无法被代表，而 且是要求公民社会自我设限，变成各划底盘、不管闲事的内向性组织。事实上，否定任何华团随意自称华社的‘利益代表’，并不是在否定甚至不鼓励它们成为任何 议题的‘意见领袖’；而是否定任何不经授权而自封的‘利益代表’。

当大家都只代表‘意见’而未获得授权去代表‘利益’时，众说纷纭要以何为依归？这需要民意的直接投入。防止华团被骑劫的第二个步骤，因此应该是设立议题 性、甚至定期性的民意调查机制。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华团只有在本身的中心议题上，才能既‘引导’也‘反映’并‘代表’民意，以说服当权者去‘尊重’民 意；在其他议题上仅能‘引导’民意，不能妄自‘代表’，要援引民意就必须先让民调机构把民意‘反映’出来。如果这能够成为华社的共识，真正代表民意的华团 会更有威信，党国势力也会放弃一些徒劳无功的小动作，让社会得以省却不必要的资源和动员。举例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关于‘宏愿学校’的定期民调，而华社反对 声音一直居高（譬如说：七成以上）不下，那么董教总作为华校董家教利益代表的权威性就更难否定或贬低，乡联青最近试图推销‘宏愿学校’时，就会知道本身只 能作意见之争，如果没有把握‘监督委员会’之说能够取信华社，就不必说了再收回去那么难看。如果我们有首相/内阁/政府施政满意度的民调，那么‘华社支持 您’/‘华社感激您’这种戏码不是已经没有必要，就是没有便宜。刘磐石先生的‘辫子大戏’到时候恐怕也只能做给外国游客看了。

对政策、施政满意度的民调不但退可以守，避免华团对华社民意的‘错误代表’（mis-representation）；还进可以攻，以民意牵制政党，逼国 家更贴近民意。政党竞争最让选民泄气的一点就是，政党的纲领是套餐，不由你‘自由选配’（pick and mix）；当你可能纯因甲政策而支持X政党，X政党却会宣称你支持它所有政策。民调的好处在于让选民表达对个别政策的偏好，一方面阻止政党挟选票以自行其 是，一方面也传达更完整的讯息，让各政党在竞争中能更谨慎或大胆选择立场。在国阵v 替阵与行动党、巫统v回教党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今天，建立这种机制，无疑会比反对种族主义却大力支持巫统、或者反对回教国却只能投选回教党，更能维护 本身利益。

我们并不宣称民调是万灵丹。民调可能会出现三个层次的问题，但我们觉得无一能否定它的意义。第一，民调可以因为技术上的操控而出现不同的结果。然而，民调 本来就不必只办一家，只要能自由竞争，劣质的民调假以时日终会失去公信而被淘汰。第二，即使正确体现的民意也可能是基于资讯不足 / 资讯不良的（ill-informed / misinformed），起伏不定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和‘有选举不一定就有民主，但没有选举就不可能有民主’的道理一样，只能说明民调不是民主公共抉 择的充分条件，并不足以论证它不是必要条件。如果说多数人常常犯错，少数人（专制政权精英）犯的错误可能更多；难道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无权被咨询？第三，政 府可能完全不卖民意的帐，象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参与伊拉克战争一样。这只能说明民意的制衡力不足，因此公共决策过程只会更需要，而不是更不需要，民 意的直接投入。

推行定期民调的成本与资源等技术性问题，当然需要更多讨论，但不在本文范围内。本文要强调的是，从需要和条件来看，提供民调机制可能是华团能贡献当今公民 社会的主要利基。诉求最终签署城下之盟的教训是：主流华团没有抗拒国家高压的主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前，华团扮演‘意见领袖’角色动员民意就足够， 华社‘利益’留给华社的直接民意去争取、捍卫好了。而以华社精英捐建华校、办万人宴、广建商网和竞逐勋衔的能力，定期民调机制如果不能建立，恐怕非不能为 也，乃不为也。由于华社关心的政策大部分都会牵涉到其他社群，因此，这个民调机制如果能够建立起来，最终可能会变成全马第一个全民的表意工具。这或许能够 回应Boonkeong/黄文强（04/01/15）对公民社会何时能跨出族群藩篱的关心。

结语

本文尝试比较全面地讨论隆华堂事件中，民间力量应有的对应方式，包括现有的‘官方封杀’、‘民间反制’在原则与策略上一些必要的考虑。本文的价值取向是整 体大马社会和华社内部都应该更自由和民主。除非是基于‘侵权’的考量，雪华堂不应该借用国家来封杀隆华堂，纵使我们毫无疑问这是冒牌的民间组织。而在民间 反制方面，保守、以族群动员为基础的团结论，也应该被承认社会多元性的竞争论述所取代。

就民间代表权被骑劫这个关键命题，本文提出两个建议：‘宪章式制约’和‘定期民意调查’。前者是为了对治个别华团领袖未被授权就任意作出政治表态的现象。 在区分华团的‘意见领袖’和‘利益代表’两种角色后，后者则旨在引进直接民意，以让‘利益代表’华团能够更好地发挥这种功能，同时杜绝混珠的鱼目。这两个 建议未必符合华团在组织文化或资源使用上的口味，但是，我们相信，公民社会的强化和华社内部的民主化都需要更多这方面的讨论，以减少对族群动员的依赖。

由于身在局外，资讯不足，本文看法中可能有很多是对现实的误读，有待纠正；本文的思考和提出，正是希望能接续《自由媒体》和其它传媒上的认真思考。

脱稿于2004.01.10
定稿于200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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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谁是华社公民？它的定义可以是纯族裔的（包括完全不懂中文、对华社政经文教不感兴趣的华裔，却排除受华文教育、关心华社政经文教的非华裔），纯文化的（与 前者相反）或者开放性的（族裔或文化上有马华属性，而又认同为华社一分子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包含在内）。我们主张第三种定义 ，因此，一个华校校友会的马来人主席，也应该被承认是华社的一分子。郑立慷〈危机还是生机？〉一文（《自由媒体》，04/01/08）对华校定义的讨论可 供参考。
（10） 马哈迪凭一个迎春晚宴就宣称隆华堂获得‘广大吉隆坡华社的大力支持’，正好说明华社是多么容易成为‘骑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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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分为五篇在《独立新闻在线》发表，是我对新纪元学院争议与更大的华教危机的系统性思考。这应该是我第一篇真正深入讨论华教的文字，因此，花了许多篇幅爬梳、分析、诠释史实。文章登出后，连谩骂的回应都没有，许多人都认为文章太长了，没有看完。文章不能够写得精简而全面，活泼而深入，当然是驾驭文字功力的不足之故。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转型、中兴、民主化– 在林连玉老师忌辰23周年对华教运动的省思>。这是一个四平八稳得很闷的题目，我这里改为〈迟到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因为这场危机18年来随时都可能爆发，最终在308后爆发，并非偶然。

一、华教运动的阶级与世代分裂

在政治、经济、语言、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华裔马来西亚社群，华文教育几乎是唯一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了社群中最多的社会意志与资源。

19世纪的侨民社会籍贯意识深重，但是最终让位与华文教育所代表的跨籍贯文化认同，是以有五帮共扶的新山宽柔学校等代表性学府。

20世纪有国共、左右的意识形态分野，然而这无阻倾向左翼的学生、工人等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与广大群众，与有国民党渊源的沈慕羽先生等传统文化精英，互相支援作为华文教育的干城。

在巫统霸权巩固后出现的政治多元化，所谓“施压”与“协商”、“多元族群”与“单元族群”的路线之争，虽然在手段上南辕北辙，但在目的上并没有改变各方维护华文教育的共识。

在没有共同宗教的形势下，华教运动结合了不同教群的华裔马来西亚人，是以不但受惠于盂兰盛会、清明法会等传统宗教活动的善款，也是一些佛教、基督教团体的公益施赠对象。

华文教育甚至跨越了所谓“华校生”、“英校生”的藩篱，不但让许多不谙华语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华校就读，也受惠于从敦陈祯禄、柯嘉逊博士、杜乾焕博士等“二毛子”在政治、社会运动上的贡献。

因为华文教育这种“广纳百川”的本质，华文教育成为一些方面推行“单一民族国家”议程的最大障碍，必除之而后快，却始终未能得逞。

然而，新纪元学院风波数月来越演越烈，却在华教运动之间形成深刻的裂痕，形成两百年来前所未见的局面。这不仅仅是所谓表面上“挺叶”、“挺柯”两派的人事之争，其实代表了阶级与世代的严重分裂。第一，虽然华校董事中有部分支持新纪元院方，华校教师、基层干部中支持董总领导层的声音却几乎完全缺席。因此，在阶级上，隐隐然形成华教运动中劳方（教职员）与资方（董事部）“同道派”在一方，资方（董事部）“主权派”在另一方的分裂，在劳资关系究竟是“战友关系”或者“主从关系”上相持不下。值得注意的是，“同道派”与“主权派”双方主要人物，原来是左派背景。

第二，虽然年长一辈的华教领袖与支持者不泛肯定新院师生的校园自主要求，年轻一辈中却几无声音支持董总领导层所谓“学生被利用”的说法，把新院师生抗争比作“六四学运”的提法更徒然引起一些年轻人对董总威权性格的质疑。于是，在世代上，也出现了老、中世代“民主派”与新生代在一方，老、中世代“威权派”在另一方，在华教运动到底应以服务对象（学生）或者出资办学者（以董事为代表）为主体的严重分歧。

由于阶级与世代两种分裂的重叠，在“挺叶”、“挺柯”的误导性标签下其实是华社不同群体、不同思想意识的结合。一边以资方、老中生代为主，主张华校的“主权”在出资办学者（赞助人，由董事会代表）手中，在“民办教育”的大旗下隐隐然可以代表华社公意，因此可以决定办学方向，而教师、华教干部、家长、学生与校友都应该服从与配合。就民主意识而言，他们强调赞助人大会或董事会作为华教决策机关的“内部民主”，但是反对让教职员、家长、学生、校友乃至其它公众人士参与、影响决策的“外部民主”。

另一边则是结合劳资、老中青，虽然劳方、新生代色彩比较强的彩虹联盟，则强调多元开放的价值，主张华教运动属于董事、教职员、学生、家长、校友乃至一般华教支持者的共同资产，人人皆有发言权，因此内外部民主都属必要，而校园事务则最终应以学生为办学主体。在减少不必要的人事色彩与道德判断下，我们或许可以中性地称上述两个阵营为“董事主权派”、“华教民主派”。

没有价值与人事竞争的社会往往是一池死水，因此，现代社会的挑战不在于避免价值与人事竞争，而在于如何导引这些竞争，使之成为组织更新的动力。华教运动今天的危机，因此不是出现“主权派”、“民主派”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而是这两派的斗争方式与结果，很可能不会导向价值与人事上的新平衡点，反而是使华教运动分裂为两半。

以现今形势来看，“主权派”掌握了华教运动的“准国家机器”（所谓“民间教育部”的华教官僚体系与地方网络），“民主派”却受到新生代、教职员阶层的支持。如果“主权派”惨胜而导致教职员、新生代的流失，华教运动就会失去50年代以来建立的威信，甚至在十年内就会面对断层的危机。反之，如果“民主派”惨胜却不能调和“主权派”所代表的价值，弥补裂痕，则董总将失去一些地方上的网络，失去一定草根阶层的人力与财力支持。简而言之，华教运动都没有排除任何一派的本钱。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权派”与“民主派”的分裂有其阶级、世代、价值观上结构性因素，并非人事不臧而已，因此，既不能和稀泥式的和解了事，也不可能以“斩首”(“伐柯”或“除叶”) 奏功。把分歧人事化的结果，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让这场已经动员华教基层的决斗变成一场无聊的内斗和不必要的“灭火工作”，最坏的结果则是让问题持续，等待下一次爆发的时机。反之，乘此时机检验华教运动的内在矛盾，重新提炼出符合时代意义的华教核心价值，才有可能化危险为机会，创造华教中兴的契机。

解决美国南北分裂的林肯总统，让后世美国人、包括一些总统崇敬不已，在面对问题时总是问：“如果林肯总统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样解决？” 我们每一年以林连玉老师的忌辰为节，今年华教节祭祀仪式时，我们能不能谦卑地问：能够说出“对付破坏的最好方法就是建设”这番话的林连玉老师，乃至林晃升先生等先贤，如果面对今天新纪元学院的争议，会怎样处理？这不是造神运动，把林连玉思想变成华教运动的教义；而是在他高大的典范下诚恳、谦卑地作出“灵魂搜索”：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在全球化的时代，华教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和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s）到底是什么？林连玉老师的答案会是什么？如果我们无法推测林老师的答案，我们自己的答案又是什么？在林连玉老师仙游23年后，华教运动还是不是一条好汉？今后路在何方？

*****

二、华教运动的四个阶段：求生、突围、对应、没落\中兴？

要理解华教运动今天的困局，我们不能不先分析华教运动的历史。华社兴学办教虽然有200年历史，但是，早期只是各地社群因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并非一开始就是与国家抗争、争取政策改变的社会运动。有组织的华教运动，应该要从1951年教总成立算起，而它能够跨越意识形态、阶级利益、教育背景，成为公共基础最广泛的华社建制，并非一日之功，而涉及冷战左右之争、国内族群政治两个断层线的竞争。

求生期：国家初建，力求立足 （1951-1969）

华教的第一阶段（1951-1969年）是“国家初建，力求立足”的求生期。1951年教总成立时，国际上冷战刚在四年前掀开序幕，中国共产党也在两年前击败国民党统治整个中国大陆，反殖民地运动正在亚非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英国在马共武装斗争的压力下，开始为马来亚独立作出准备，在当年年稍在乔治市举办战后第一场地方选举，为四年后的自治选举、六年后的独立奠下基石。

这时的华裔社会中，有组织的左派大部分不是已经上山参与马共斗争，就是已经被遣返中国；在朝由马华公会中英语系土生华人与有国民党背景的资产阶级所代表，教总的领导层也不乏像后来被马共暗杀的钟灵陈充恩校长、沈慕羽先生、黄润岳校长这些有国民党渊源的知识分子，然而，不少华校学生以及一些受陈嘉庚先生影响的华校董事却倾向左派。

然而，因为新国家诞生在即，决定其语言文化特质、反对英殖民政府与巫统企图控制、消灭华校的斗争，逐步压倒了华语系社群的国共、左右分歧。对巫统的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议程的因应，因而成为华社的新断层线，一边以董教总、华团以及劳工党、人民进步党以至后来的人民行动党等左派政党为主，要求把华、淡、英文与马来文并列为官方语文，并强烈反对联盟政府要逐步消灭华校的议程；另一边则是以陈东海、陈修信等马华领袖与许多英语系精英为主，则接受巫统的立场，反对四种官方语文等诉求，也没有强力反对单元化教育政策。

严格来说，在这个时期的华教运动尚未成为华社各方跨朝野、跨教育背景的共识，自然也无法提出单一的行动纲领。因此，在官方主导的华文中学改制事件中，在为华校毕业生提供深造机会而倡设独大的斗争中，华社有人指也有人反对。当时华教运动主要是由林连玉先生、黄润岳校长、沈慕羽先生等为首的教总主导，“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的国士不畏王侯的锵锵风骨，竟不能让华社团结一致，实在非战之罪，而是因为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议程，还未让华社每一分子都感受压迫。

突围期：霸权确立，奋力反抗（1970-1990）

第二阶段（1970年-1990年）是“霸权确立，奋力反抗”的突围期。513族群暴动之后，巫统巩固了本身霸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全力推行土著主义议程。这诱发了华社的防卫性回应，右有马华主催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左有一小部分青年上山，影响最深的、支持最广的却是结合了有华教背景的民族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以左翼运动骨干）为主的华教运动。

资本家以后来领导“818民权起义”的林晃升、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的胡万铎先生等为代表，知识青年则包括出身马新两地大学的郭洙镇、刘锡通、苏天明、李万千、莫泰熙、吴建成、姚丽芳、庄迪君、傅孙中，留台的饶仁毅、张永庆、留英的柯嘉逊博士等。与此同时，教总领导层则由沈慕羽、陆庭谕等元老挂帅，与董总两翼紧密合作，民间教育部开始成形。

华教运动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固本，力抗国阵政府改变华小特质的图谋，一方面图强，建立比诸国家考试只强不弱的统考建制，为独中生海外深造开拓机会，同时采取法律途径争取设立独大，虽然无功却为后来新纪元学院的建立奠下公众支持的基础。

由于马来民族主义通过“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回教化政策的压迫，华教运动在这个阶段凝聚了华社的各种力量，不只跨越阶级和左右，更跨越了教育与政党背景。在英文小学消失后，许多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入华小，使华裔学生就读华小的比率后来窜升至九成之高。巫统的嚣张霸凌，因此“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逐步造就了董教总、雪华堂等公民社会团体—而非朝野政党— 代表华社“公意”的崇隆地位，也导致华教运动与华团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介入政党政治以求在根本上“对治”巫统霸权。

华教运动“直捣黄龙”的突围行动，在马哈迪政府首三届选举中尝试了三条路线，曲折变化不可谓不大，正好说明在族群政治荆棘里寻路的困难。

1982年时，董教总派“四君子”参加多元族群路线的民政，企图“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由于“四君子”未能建功，董教总在1986年鼓吹“两线制”并大胆接触回教党、沙巴团结党，然而并无法成功促成回教党的结盟。结果，反而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大逮捕撮合了华教运动与在野党的结合。1990年的“818民权起义”，林晃升先生、柯嘉逊博士、李万千、饶仁毅、杨培根、张永庆等华教、华团精英加入民主行动党，以直接行动“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董教总从1982年到1990年的政治策略的曲折变化虽然颇有争议，并在不同时候让一些政党保持距离，然而，这并不足以改变70年代以来“维护华教”是华社最高共识的形势。因此，就像1980年教育部3M制引发变相消灭华小的疑虑，让朝野华基政党同声反对；1987年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出任华小高职的决定，也让朝野三个华基政党与华语公民社会代表一起在天后宫誓师反对，甚至恫言罢课。虽然在巫统党争的背景下，“天后宫事件”让林晃升先生、沈慕羽先生、庄迪君博士、柯嘉逊博士等人成为“茅草行动”的祭品，却也促成1990年两线政治萌芽、90年代国阵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松绑，委实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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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期：霸权柔化、不知所措（1991-2008）

第三阶段（1991-2008年）是“霸权柔化，软硬摸索”的对应期。1991年有两个关键意义。国际上，苏联正式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退潮；而在此前两年，马共与马泰政府已经签署和平协定，左右分歧更加没落；一年后，邓小平南巡，为经济改革定调，让中国在镇压89学运后的困局找了出路，逐步崛起，因而提升了中文的经济价值。而在国内，依靠“东姑拉沙里十字冠”抹黑手法在1990年大选反败为胜的马哈迪首相，在2月提出了“2020宏愿”，尝试从“马来民族主义者”转型为“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并开始松绑文化、教育政策，舒缓了族群关系。

在这段期间，董总主席经历了林玉静（在林晃升辞职参政后暂代）、胡万铎（1991-1994）、郭全强（1994-2005）、叶新田（2005至今）四人的更替，教总也在1994年由王超群接替沈慕羽的主席职。

冷战结束和巫统调整政策这两个变化，给予华教更宽裕的发展空间，让董总与教总在1994年分工负责独中与华小的发展，也让华教的独大之梦以新纪元学院的形式实现。

然而，福者祸兮所伏，这两个变化也让它立刻面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慢性危机：推翻巫统统治既在1990年功败垂成后变得遥不可及，也在1991年的“小开放”（行动党语）后变得不再急迫，以巫统马来民族主义为反抗目标的华教运动因此在1990年的高峰后失去了“目的感”。1996年曾庆豹撰文〈华教运动，动或不动？〉批评董教总的官僚化、华教运动的去政治化，是最早的反省声音之一。1998年安华事件引爆烈火莫熄，使两线制生机重现，董教总与雪华堂因而合作提出《诉求》，让华社民间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当《诉求》在巫统挑动族群冲突的威胁下被逼搁置所谓“争议性”7点之后，华社的抗争精神便再度趋软。

2001年爆发的“白小”保校斗争，虽然提出了“社区学校”的新论述，也得到许多外地华团的支持，但是已无法引领整个华社去挑战马华实质承认巫统“华小数目不得增加”原则的“迁校”策略的合理性。当地的马华党籍国会议员周美芬甚至在2004年以更高票数蝉联。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

也因为华教基层的质变，斗争语言仍然停留在80年代的华教运动在1990年代面对马哈迪的“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的新攻势时，立即左右支绌，前者虽然勉强可谓防守成功，后者却基本上已是丧师失地，只能在考卷出题等技术问题上与当局讨价还价。

追根究底，比较第二阶段的壮怀激烈，这18年来华教运动许多时候只能见招拆招，不管软硬，终究是只有对应，没有方向，因为之前20年所定义的敌人“马来民族主义”已经转型隐身，让华教尴尬地发现自己变成大战风车的唐诃吉德。

马哈迪在烈火莫熄浪潮爆发后推出的“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计划其实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了竭制安华与回教党所能召唤的回教主义势力，希望通过各族同校、使用英文来改变回教徒学生的保守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则希望顺手往单一源流学校的“最后目标”迂回推进。因为前者的考量，“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的论述架构因此不但不是“马来民族主义”，反而是“全球化”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这就对华教运动构成最致命的一击：化解英语系华裔因为反对 “马来民族主义”、“马来文至上”、“回教化”而支持华教运动的动机，并让华教运动走到“全球化”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英文教数理”因此虽然让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宗教学校支持者尴尬地与华、淡教运动走在一起，但是，也可能疏离了一些英语系的宗教自由派。

即使在大专领域，全球化也让华教运动处于尴尬处境。独大的创办本来是为了反抗1967年教育部长企图腰斩华校毕业生深造而倡设，后来也投射了国中华裔子弟在固打制下深学无门的需要。然而，在90年高等教育领域开放之后，不但私立学院多如雨后春笋，华校生的深造途径除了传统的台湾也多了中国大陆。

1997年姗姗来迟的新纪元学院，要撑起“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大旗，已经完全没有1950年代南洋大学一枝独秀的条件。新纪元学院直接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扩展生源，然而这不仅是“如何”的问题，也是“为何”的问题：是办一间非华社资助无以开办、因而有明确利基（niche）的学院呢？还是办一间“业绩”能够让华社自豪、但是营利机构也可以办得起的学院？

前者的重点可能是学费—提供比一般私利学院低廉的学费，以便更多学生能够负担得起；也可能是内容—提供一般私立学院未必能或愿意开办的科系，例如中文传授的科系；也可能是价值—一般私立学院所不能提供的学习环境与校风，譬如对人文修养、独立思考、民主精神的熏陶；因此，取得大学资格固然或可提供更多克诚、减低学费，但却非唯一考量。

后者则几乎非升格为大学不可，学校建筑越堂皇也自然越能让人感觉良好。然而，华社是不是有必要去筹措几千万元—华小、独中所依赖的资源将无可避免被分薄—来满足本身能办一所和名牌私立院校比肩的大学的虚荣心？大学是昂贵的投资，不能始乱终弃，因此应该有长远规划。今天新纪元学院在认证、校地问题上的争议，除了人事因素之外，恐怕不能不从头思考学院为何而办的根本问题。

90年前斗争型的华教运动，在90年后找不到原有敌人（马来民族主义）的窘境，不但让董教总失去方向感，也让过去相忍为华教的战友不必再抑制彼此的冲突。吊诡的是，许多华教人士为之欣喜不已的“中国崛起”、“中文价值提升”，的确解除了中文在马来西亚被全面消灭的危险，因而降低了华教工作者的危机感。

这或许正是两年前董总主席叶新田与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的冲突浮上台面的原因。与今天新纪元学院理事长叶新田与院长柯嘉逊博士的冲突一样，公众固然可以攻击当事人的性格缺失、指责他们不以大局为重等，然而，到底是什么使数十年老战友可以反目成仇，这难道不是因为华教无法找到一个像1990年之前的巫统把华社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的天敌？

没落期/中兴期（2009-）

今天史无前例的华教运动大分裂，其实18年来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了，过去没有发生或许只是侥幸有太多的廉颇与蔺相如而已。然而，这也或许是华教的“对应期”其实在308大选后就结束了。巫统/国阵政府的倒台今天已经是一个真实的可能，因此，尽管英文教数理的危机还未结束，中文在日常生活—从卫星电视到大型广告牌的广泛使用—已经不是巫统所能够在这一代人扭转的了。换句话说，因为不必急于抗拒外侮，华教领袖才有兄弟阋墙、消灭异议的条件。

事实上，巫统不但丧失了消灭华文的威慑力，连其土著主义政策的生命力也受重伤。在经济全球化与非马来人投反对票的双重压力下，巫统将被逼向民联的立场靠拢，以需要而非肤色作为扶弱政策的标准，并加强绩效原则的分量。族群之间不平等降低了，族群内的凝聚力就会减低，因而，1970年来华语系/文化民族主义华裔与英语系/族群民族主义华裔的联合战线就会瓦解得更快，最后可能在英语教数理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届时将吊诡地证实华社一贯所谓“没有族群平等就没有国民团结”的逻辑。

慕克里斯与邱家金教授的“单一源流学校”论，固然令中文社群感冒，在英语与国语圈（包括左派）却有相当大的市场，因为“族群隔离”的多源流教育系统被许多人视为族群与宗教偏见的温床。他们相信，如果玛拉学院等单一族群学校也一并废除，那么取消华淡小学，改而确保国民中小学能够有效提供母语教育，其实就是最理想的教育系统。

回教主义者与其他国人的冲突越激烈—而这可能性在巫统沦为在野党、甚至与回教党保守派合流之后会很高；这种主张就越有市场。事实上，禁酒等回教化措施会直接影响一个普通华裔的生活，然而，只要媒体上的中文使用不受限制，华小改制的影响要到下一代长大时才会强烈感受到。

因此，如果回教化变成未来政治的最主要歧异，华裔选民在被逼选边时可能会接受提供母语教学机会的单一源流教育系统。董教总届时就算与回教青年运动（ABIM）等宗教学校的支持者并肩作战，恐怕也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反而被社会主流视为反动的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华教运动作为华裔民族主义的工具，就成为本身斗争成果的牺牲品，走入没落期，而华教队伍的分裂只会使其衰败加速。

历史当然不会只有一个走向。如果华教能够经历50年代到1990年的强势打压而不倒，它不必然就会在族群关系相对平等的时代，变成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恐龙。国际上中文价值的继续提升，国内族群关系的缓和（即使面对棘手的宗教问题），完完全全可以为华教提供一个中兴的机会，取得比求生期、突围期更伟大的成就。然而，要这么做，华教运动就必须重新定义本身的存在意义、核心价值与核心能力，而不是陷于战友成仇、刀刀见骨、亲痛仇快的惨烈人事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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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教运动民主化的三个层面

308后族群不平等逐步消减，巫统倒台有期，一方面让华教更难找到“马来民族主义”这个传统敌人，一方面（国内）回教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则可能加强国人接受偏重英文的教育系统趋同，直接威胁了华教运动作为华裔民族主义工具的价值。

这个新形势，一部分其实曾经是林连玉老师的梦想：“将来的马来亚民族的界线，会完全泯灭，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成为一家人。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并且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这目标而努力。”，然而，平等是不是一定就要趋同？换另一个角度思考，华教运动所要保存的“文化差异”，除了方便反抗“族群歧视”所需要的动员，是不是就没有内在价值？

这个“华教五十年未有之变局”（改李鸿章语），其实是50年来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华教运动本来是因为华教运动本来是对外少数族群反抗威权政权的工具，而其工具性也牺牲了内部的多元，常常为了“敌我矛盾”而压制、不解决甚至正视内部矛盾。民主化的成就使少数族群作为被压迫者与国家作为压迫者的正当性因而此消彼长，也使少数族群越来越不像铁板一块。因此，华教中兴的关键，在于深化与内化本身的民主价值，并深思民主化后的华教运动与国家、华教运动供应方（supply side）内部、华教运动与需求方(demand side)的关系。

华教运动与国家的关系

民主化在若干程度上会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在民主化后的马来西亚，华校必须更有效地论证其存在的终极价值，对多元社会的贡献。华教运动至少有三个选择，它们使用不同的论述语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影响华教运动与国家、其他社群的互动。它们各有利弊，华教运动必须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诉诸“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的价值，高举80年代以来强调的“母语教育”大旗，以“母语学习最有效”为基本立论。这个选择最容易争取“华人应该懂华文”的民族主义者。然而，除非同时承认华人的母语可以是英语或其他语言，这立场也会让许多不谙华语而受到敌视的华裔反感，像巫统一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他们推向单一源流教育系统的阵营。更大的尴尬是，如果华社真诚相信母语教学最有效，那么华校那10%-12% 非华人子弟其实就来错了学校，华教运动有道德责任劝退。华教因此其实是“封闭/内向的民族教育”。

充分推展这个逻辑，则所有华人（至少父母说华语或中国方言者）必须把孩子送进华校，而华校也应该是纯华人学府。不止华教将成为（至少华语系）华人的族群边界，同样道理，淡小、宗教学校也将成为淡米尔人、回教徒的族群边界。母语、宗教教育因而实质隔离不同族裔背景的孩子，形成“国民团结论者”批评多源流学校分裂国民的口实。过去华教的抗辩是“不平等才是国民分裂“的原因，等到有一天如果江沙马来学院、玛拉院校也开放给非马来人入学，华教要怎样继续反对“接触论”，论证“接触不一定促成和谐，反而可能会引发冲突”？或者提出有效的方案促进学生交流？如前所说，如果宗教学校因为回教化争议成为社会主流的眼中钉，母语教育就可能遭受池鱼之殃，先走上祭坛。

第二个选择是诉诸“经济价值”，以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来论证华文有文化、经济、政治价值，因此华校应该保留。这个立场可以配合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因为 “华语既然有价，华人子弟怎可忘本不读华校？”，也可以满足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其他族群子弟如果要忘记本身母语变成‘说华语的二毛子’、‘唱福建哥的友族同胞’，也是好事”。华教因此是“开放式/扩张型的民族教育”，就像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国民学校；因此自然会刺激多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反应，被其他母语教育的同道所疏远，最终被打上更多“华文沙文主义”的标签。

第三个选择是诉诸“个人选择”的语言，强调学生与家长有权选择本身的教育系统，反对国家把本身价值偏好强加于个人身上。这个论述不会自动排除不谙华语的华裔，也不必否定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而可以创意性地调整、扩大其实践：母语教育如果是最有效，而家长与孩子却选择用第二语言学习，那么学校就应该给予非母语学生更多学习上的支持。今天，马来西亚的英文教学是假定英语并非学生母语，国小的国语教学、华小的华语教学、淡小的淡语教学却完全假定教学媒介语就是学生的母语，尽管只有淡小状况符合现实。

既然强调家长与学生的选择权，学校的授课就应该更有弹性，可以根据需要以不同语言授课。这最终将打破现有多源流教育制度的樊篱，从截然不同的类型变成光谱上的不同结合：譬如说，70%中文、20% 英文、10%国文的重点华小；40%中文、30%英文、30%国文的多元华小；40%国文、30%英文、20%华文、10%淡文的多元国小。这些学校既符合母语教育论述；也允许各语言教育之间的竞争，因此也符合“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更可能吸引不同族群孩子入学，因此也符合“接触论者”的利益。

这个选择的坏处是，它破坏了“族群民族主义者”要藉母语来维持其封闭性的族群边界的愿望。它当然也会被单元文化的“国家主义者”攻击，因为，如此有弹性的教育系统可以促进族群交融，但是，却其实却使教育系统更加支离破碎，不利于国家的控制。从这个角度去看，确确实实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选择”论述，是“族群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这两个表面上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公敌，因为后二者都不过是“集体主义”的不同品种。使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语言，虽然可能是最有效反抗国家同化政策的选择，感情上却很可能让一些人难以接受。

华教运动供应方（supply side）的劳资关系

华教运动迫切需要规范的第二个层面，是华校与华教运动内部的劳资关系。没有赞助人与董事部支付开支，没有教职员与华教干部付出心血，华校与华教运动就不可能供应社会所需要的华文教育。工业关系的合理化毋庸赘言：如果资方没有权力管理，出钱的动力就可能大大减低，使华校青黄不接；反过来说，如果劳方得不到合理的待遇与自主权，优秀的人才不是流失就是消沉，影响教学或运动品质。

过去由于巫统的威胁，董总与教总没有形成既斗争又合作的正常劳资关系；然而，在这种“不正常”的“华教革命感情”下，却往往是董事埋怨不被知识人尊重、教职员不满被老板阶级剥削或蔑视的暗流。在新纪元学院争议中，林老总与秘书处的密切“同道关系”，之所以成为“民主派”要竭力维护的典范，而“主权派”与“民主派”分别获得许多独中董事、教职员的支持，绝非偶然。过去已有许多独中爆发董教冲突，现在依然有不少是火药库，只是在等人丢下火头。

要避免这种真正的“内耗”，华教运动内部的劳资关系，包括教师是否能够成立职工会、独中与华教院校董事部权力应该有多大、校方/院方内部要如何落实“工业民主”，其实都需要坦诚、理性的辩论，不能够继续以“大家要相忍为华教”的陈腔滥调继续把头埋进沙堆里。

比诸独中与华教院校，华小的情况更加微妙。一方面，华校教师与校长的雇主是教育部，而非董事部，因而校方与董事部之间除了筹款建校的实际需要和因此催发的同道感情，往往还有食堂、贩卖部方面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华校教师会并不是职工会，入会的年轻老师越来越少，出现许多教师会被校长、甚至退休校长控制的现象，危及教总的社会基础。华小董事、教师固然不是劳资关系，但一方控制校产，一方提供劳务，依然是华教供应方的伙伴，必须发展出合理的组织关系。不然，新生代教师自居于华教运动之外的危机、两年前董总与校长职工会的“校长贪污”争议，最终都可能继续弱化、甚至瓦解董教总50余年的关系。

华教运动与需求方（demand side）的关系

华教运动要成功，不能只靠良好的供应，还必须确保它能满足需求。它的直接需求方是学生、家长，最终需求方是整体社会。在两者中间的，除了雇主，就是校友，因为学校一般会向校友征求人脉、财脉支持，校友也对母校有一定期望。一般社会人士与雇主人数多而分散，不可能组织起来；因此，能够组织起来与学校作为供应方，做出集体互动的只有校友（校友会）与家长（家教协会）。一些校友会在董事会内有代表，但许多只被视为花瓶，在一些关键决策中可以轻易被边缘化，前此坤成女中招收男生与改建校园的争议就是例子。

作为学生监护人或学费赞助人，家长其实掌控华校生源。华教要健全发展，就必须确保家长的意愿与意见受到重视。然而，大部分华校家教协会常年大会很少会高朋满座，甚至需要依赖颁发奖学金才能吸引一些家长出席。这可能是因为华裔家长一般忙于工作，而对董事会、校方又有高度信心，因此不认为有参加校务的必要，只在募捐时出钱出力。

从这个角度去看，家总因为“校长贪污”争议而成立，其实是为华教增添生力军，然而无可避免地将直接对校长职工会（定位上并不算华教组织）、间接对教总造成冲击。

组织家长参与华教运动集体决策的工作，其实近年来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华校家长的社会背景多元化了。

第一，许多华裔家长受英、国文教育，并不理解华教运动的斗争传统与语言，如果不能够有效“社会化”，把他们纳入华教运动之中，他们是最容易流失甚至被争取去反对董教总的一群。

第二，大约10%的华校家长甚至不是华裔，华教运动如果能够争取他们参与，甚至培养出一些明星发言人，其实就是反击“华教破坏国民团结论”的最佳说客。可惜，或许因为华教运动被许多主事者视为“民族教育”，非华裔家长就只被视为“友好的外人”，未能被吸纳入华教运动中，丰富其内蕴与强化其声势。

需求方另一个应该纳入华教运动主流的是学生。一般华校中小学生被要求进行的华教工作，不是筹款，就是文娱表演或者后勤工作。除了少数学校，华校生鲜少涉及非教条就国家大事、华教课题、校园事务的审议与讨论，只有少数精英学生可能为了参与辩论等学艺比赛，才会可能有所接触。相较于大时代经常参与学潮的前辈，今天华校生的社会能力相形见绌。在家长越来越尊重学生意愿的时代，华校其实可能悄悄流失了最有自主性的接班人。

新纪元学院是华教困境缩影

新纪元学院争议，其实是华教运动的缩影，反映出未能在前述三层关系未能及时因应民主化转型的困境。

第一，新院认证、升办大学与校地的争议，反映的就是这所“独大替身”定位不清的困境，无法决定本身第一要务是提供中文教育、成为华教成功的橱窗、还是落实大学的人文理想；最后甚至出现要引副部长干预的迷失。

第二，董教之间的分裂，反映的就是长久以来华校劳资关系没有合理规范、只靠革命感情、“大局为重”意识来协调的隐患。

第三，学生示威要求校园民主，却被董总首席行政主任批为“六四事件”，而家长与学院理事长未能有制度性的对话管道，都说明了华教现有的“民主程序”只及于供应方中的资方，完全未有合理结合或回应需求方的体制。

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算今天的风波能够调解，恐怕不久就会重新爆发。反之，如果能够整理出前后一贯的价值、定位与策略，则人事纷争可能逐步导向路线、方法之争，慢慢整理出一些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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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纪元学院风波—化危险为机会

如果我们同意新纪元学院争议，其实是华教运动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失去传统敌人、没有危机感而使内部矛盾激化成敌我矛盾，并且可能在后308族群渐趋平等的氛围中走向没落；那么，我们便没有本钱迷失于激烈而失去目的感的内斗之中，也不能够祈求和稀泥的团结。因为，在“华教五十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中，我们必须对华教未来的路线做出认真深刻的辩论，才能免于在时代的狂潮中免于没顶。

今天，既然“董事主权派”与“华教民主派”既然已经成形，不可能在华团领袖调解下就抱在一起，和和气气，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事实上，明年6月董总改选，两派决战势不可免，届时两派要为何而战？为从1960年代“反右运动”到2000年代董教总内部权力斗争的新仇旧恨作一了断？

如果焦点集中在人事，决战之后，华教两派有可能破镜重圆、言归于好吗？我并不相信“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价值，然而，我也不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滚数十年会不犯任何错误。与其互挖疮疤，何不展开路线之争，各自为华教运动提出完整的论述配套，争取华社舆论的支持，以期最后反映在董总代表的票数上？有建设性的竞争，虽然最终还是有胜负，还是有一半人鞠躬下台，让另一半人施展抱负，至少我们可以期望听到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时麦凯恩呼吁支持者支持奥巴马的感人演辞，而不是不日卷土重来的黑函、内幕消息、资料汇编、真相集、文告战、汇报会等。

今天，华教运动的司令部发生了这样惨烈的人事斗争，不管最终是叶新田先生蝉联，还是他人取而代之，新任董总主席（教总主席亦然）必须能为华教诠释历史与现状、分析挑战与形势、提出愿景与策略，就像新任美国总统必须发表国情咨文一样。如果做不到，失去思考能力的华教运动其实已经成为恐龙，无法因应新气候，我们就必须为接受它即将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的宿命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双方同意，未来的董教总领导层必须有明确的价值、方向与策略，那么他们就应该从现在提出：什么是华教所必须做出的路线选择？譬如前文所指出华教运动需要重新思考民主化后的三层关系：华教与国家的关系；华教供应方的董教劳资关系；华教与家长、学生等需求方的关系；或者其他更具体的议题，如“英文教数理”、“新纪元学院未来10年发展”等议题；再整合出一套前后呼应的“华教形势报告书”，并就彼此意见相左之处展开辩论。

能够辩论的民主才是有素质的民主。组织学上，有所谓“出走、呛声、忠诚”的概念—当团体成员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可能呛声以追求改变，也可能绝望而出走。华教运动要能够强大，就必须建立辩论的传统，以便让异议者有发言以说服他人或被他人说服的机会，不管成功或失败，愿意在呛声后忠诚，而不是呛声失败后出走，甚至躲在角落里等待机会反扑。

要建立或重建路线辩论的传统，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游戏规则，以便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不会却步。第一，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发言。没有人有权排除其他人参与辩论，因为华教运动是它所有支持者的公共资产。第二，人身攻击应该避免。不管是“二毛子”之类标签攻击他人社会文化背景，或者以针对性的言辞攻击他人人格，都是不必要的。第三，言必有据。作奸犯科的恶行应该揭露，然而必须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在黑夜里放枪，含沙射影。第四，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对自己所不认可的价值观，可以批评，可以论证其荒谬之处，但是，不应该把对方妖魔化，或者把本身价值观作为辩论起点。

不管是“董事主权派”的叶新田、邹寿汉、饶仁毅等诸先生，还是“华教民主派”的李万千、柯嘉逊、刘锡通、吴建成、莫泰熙、杨应俊、冯秋萍等诸先生，都是在华教运动史上战功累累的前辈。没有他们，也许华教就撑不过突围期，我今天就不可能懂得在电脑上打中文字。我不希望，有一天马来西亚族群平等了，华校却因为内外交困灭亡了，让我未来的孩子失去打中文字的机缘。以饮水思源的谦卑心情，我恳请他们在新纪元学院风波纷扰数月后，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他们过去所受到的种种委屈，以理性的态度就华教的未来展开路线大辩论，为我们立下辩论息争的典范。

因为华教运动是华社的共同财产，我也斗胆恳请华教、评论界的前辈与先进，胡万铎、郭全强、王超群、杜乾焕、陈友信、姚丽芳、李亚遨、张景云、杨白杨、顾兴光、万家安、陈颂光、曾庆豹、林开忠、祝家华、陈亚才、郑云城、杨善勇、赖昭光、潘永强、郑文泉、唐南发、庄华兴、詹缘端、傅向红、李书祯、罗志昌、杨凯斌、曾剑鸣诸先生，以及新纪元学院新任院长潘永忠教授，以超越人事的高度，为华教运动或新纪元学院的未来把脉。

在志锋的网志上看到一则读者的回应列出昨晚“你怎么说”的片断，转载在此：

你怎么說 如何消除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1/5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yaOnfFjA2w
你怎么說 如何消除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2/5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Y94Gps7sl8
你怎么說 如何消除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3/5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UBBNoS7EMw
你怎么說 如何消除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4/5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fUmUXFnmwQ
你怎么說 如何消除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5/5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3uJyqUyl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