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chinhuatw | 十二月 26, 2008

民间如何攻防国家?

这是2004年的旧作,在那还没有《独立新闻在线》与《当今大马中文版》的时代,原载《自由媒体》。讨厌或害怕长文的朋友勿入。4年后贴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在“出卖/伤害华教”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思考一下如何在原则上与策略上周全地对应国家的攻势,应该是必要的功课吧。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强化华团–包括华教团体–的代表性。教总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能代表华校教师了,董总能不能像以往般代表华校赞助者、支持者也其实很可疑了。

民间如何攻防国家?
–隆华堂对应的再思

前言

隆华堂事件的冒现,显然是国家又一次对华社民间展开攻坚的企图,刘磐石先生之流是‘棋子’(潘永强语)。(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本文不拟重复,而直接以此为 基础申论。)相对于过往的‘招揽 / 招安’ 与‘渗透’,老棋手临别的这一步棋或可称为‘复制’。不希望公民社会萎缩、沦陷的我们,当然必须有所反应和反击。问题在于怎样的反应和反击,才在原则上和 策略上对我们所要保卫的民间/公民社会最有利或最无害。鱼与熊掌,往往无法兼得;本文不敢假定另有原则与策略上都万全的对应,却愿意延续曾剑鸣〈无关结社 自由乎?抑或国家政治根本原则的妥协?〉与之前其它文章的讨论,首二节探讨今天华社主流面对这种复制攻势的两个反击策略:官方封杀与民间反制,第三节则讨 论我们以为真正重要的命题:民间代表权如何‘反骑劫’?

I 策略一:官方封杀

动用社团注册官来撤销隆华堂的注册,如果成功,在策略上是釜底抽薪的高着。可是,从注册官在短短20天内让隆华堂注册成功的厚爱来看,他和他的atas不 可能有这种意愿,事后孔明也的确如此;那么,知其近乎不可为而为之的用处,只有两个:(1)技术上,希望能找到隆华堂的罩门,让注册官不得不俯首;(2) 理念上,以抗争为手段确立本身所追求的原则,留下历史记录,不默认既成事实。

这两者最终都指向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国家的注册官应该如何、凭什么来管制民间的结社自由?答案不是国家应不应有管制权力的二分;但,不论撤销的要求成功与 否,要求撤销的理由都变成后来者可以凭籍、援引的前例,其功效好坏都不会毕于一役。因此,针对原则的讨论不是没有历史观的书生迂见,而恰恰是有历史眼光者 不敢不关注的问题。

1.1 为什么‘不被接受’不可接受?

《社团法令》下社团注册可被撤销的理由有三:社团犯法、闹双胞、不被接受;在隆华堂公案中只有后二者是相关的。许多人或许不自觉把国家看成个人意志的延 伸,把本身反对隆华堂的理由直接当成国家应该制裁它的理由,但‘分化华社’、‘居心不良’云云,归纳起来就只能是 ‘不被(华社)接受’。而一些评论人以‘伪结社自由’ (陈泓缣)、‘自由的行使需要负责任’(杨凯斌)、‘伪民间’(潘永强)、‘民间代表权’(蔡怡雯)等说法为雪华堂辩解,虽然这些说法本身未必不能成立; 但其实并没有理清雪华堂可不可以要求撤注隆华堂的依据,说到最后还是说‘这帮人不是好人’而已。这种‘国人皆曰可杀,(杀之可也)’的潜立场,恐怕才是真 正引起谢绍诚、陈利威、林良谦、曾剑鸣、傅科思等文章所忧虑、批判之处。

维护言论自由的提法谈了几十年,华社知识界基本上已经对私人不应动用国家权力压制异议形成一定共识;隆华堂引发的争论是,对言论自由的维护可以不可以必要 时高高挂起不用?一种说法就引‘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禁止种族主义和鼓吹仇恨的政党或言辞’(杨凯斌,03/11/17)为例,但其实并不适用。自由民主体制 要不要维护其敌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西方的态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只要对方停留在思想和言论层次,不付诸行动,便不应该被对付,所以纳粹和极右派 团体不应该被封禁,而必须是在思想言论上被驳倒,使之没有市场。第二层次是主张民主有自卫的权利,为了保护民主的敌人不通过民主手段夺权毁掉民主,民主国 家有权封禁反民主团体和言论。第三层次是不仅封禁反自由反民主的团体和言论,还要限制有前科者的政治参与。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递减的不只是自由和容 忍,还有对自由民主生存能力的信心。到第三层次的态度时,危险的不但不必是行动,也不只是思想,还有人本身。正常的情形,这种做法只应用于战犯和近似者, 譬如波黑2002年时就还限制356人不能参选。今天,一些波罗的海和中东欧的前共产国家褫夺和限制前朝官员政治权利的做法,就让它们的民主蒙污。而我们 记忆犹新的,冷战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凡左派一律镇压的做法,更说明第三层次的禁制是多么危险,足以让民主在保护民主名义下被扼杀。

刘磐石先生过去压迫民权力量的做法,我们鸣鼓而攻之,是第一层次的反应,绝无可议;今天,如果他到处鼓吹民众反对民权,并且风靡人心,我们可以以第二层次 的考量要求国家管制;但是,他今天反过来是以结社自由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根据他过去言行质疑其诚信,可以骂他伪君子;但是,如果要以此援用第三层次的理 由来封杀他结社的权利,那未免太抬举他为害社会的能力了。他值得我们纵容国家扩大权力范围吗?

‘不被接受’这个理由的危险,不止于原则,更见于策略。姑且不论国家机关会要求什么‘代价’,就算它无条件从善如流,那一样可怕—国家届时就成了‘华社团 结’的实质仲裁者,以国际政治来比喻,就像美国今天是台海和平的实质仲裁者一样。什么时候,如果刘先生之流向国家告状一些我们认为进步的华团正在分化华 社,‘不被广大华社所接受’,而国家也从善如流,我们将情何以堪? 我们将向谁喊冤?

1.2 双胞还是侵权?

第二个可能的理由是‘双胞’,但隆华堂显然不是雪华堂的直接双胞,只是功能在地理上有所重复。比较有力的论点,或许是中华大会堂在马来西亚已是特定名词, 像注册商标一般,所以隆华堂对雪华堂或有‘侵权’之嫌。一位律师认为,雪华堂或可以知识产权上的‘冒充’(passing off)为由,入禀法庭要求司法审议注册官的决定。

我们不是律师,不敢无据多谈;但以为,如以撤注隆华堂为策略目标,只诉诸法律而不动用关系、不通过协商,至少在两点上,能与雪华堂一直以来争民主、人权、 法治的立场调和。第一,雪华堂诉诸法律,至少不会是‘台底’交易(傅科思语),依据的也不是我好它坏的主观标准,成败都好都已留下历史记录。第二,以知识 产权、商标角度出发,雪华堂所要限制的只能是‘中华大会堂’(Chinese Assembly Hall)一词的使用权,这种在现代社会(反知识产权者例外)里可接受的限制;如果隆华堂要改名,譬如说叫‘吉隆坡华社大会堂’(KL Chinese Community Hall) 什么的,即使想功能上继续分庭抗礼,雪华堂也不应再反对。

我们以为,第二点在原则上和策略上尤其重要。陈泓缣提醒我们1980年代的‘华校董事总会’和2000年代的‘雪隆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的例子。面对这种 路人皆知其用心的‘伪结社自由’个案,如果他们要注册,华社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我们的答案是不应该,华社主流意见可以抵制这些团体,这些团体也没有权利由 官方委派去接替原有团体的地位和主权,但是,它们绝对有权成立并与后者竞争。

总结第一节的讨论,假手朝廷限制‘假民间伪民间冒牌民间’(潘永强语),不是与虎谋皮,也是引狼入室。要为民间清理门户,仗还是要回去民间打。

II 策略二:民间反制

2.1 国家民间攻防三式

国家掌控(华社)民间的手法,至今有三:一曰‘招揽 / 招安’(不改变华团领导层,只争取他们支持政府;而两者的分别是:受‘招揽’者向来相信协商,而受‘招安’者则曾相信施压);二曰‘渗透’(当招揽 / 招安无效时,就由华基政党派员渗透华团,改朝换代,让政党人物直接掌管华团,经典例子是乡联青,总会长曾是马华受薪党工林金宋);三曰‘复制 / 创制’(前者是当招揽/招安或渗透失败时,就另立山头,以便能影响甚至劫持民意,代表作正是雪隆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和隆华堂;后者是政党人物直接创设新华 团。)。

进步力量壮大民间自主性时,也会采取相应策略,或高举义旗大规模动员华团(华团宣言、诉求、义山、白小、528、234等等),或展开反渗透的阵地战(雪 华堂、尊孔校友会等团体的改选),或成立新华团,包括功能相近组织与之分庭抗礼(乡青总团联谊会、霹雳华社联谊会等)。

表一 国家与民间的攻防三大策略与手法
策略 / 手法共同点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 ___民间
不改变华团领导层,只争取支持________ 招揽/招安 ___高举义旗
改变华团领导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渗透________反渗透
成立功能相近或全新的华团_____________复制/创制___复制/创制

明显的,‘官方封杀’只局部适用于应付国家的第三种攻势;相较之下,‘民间反制’才能全方位的回应。既然隆华堂只是一场战役,民间对国家的攻防才是战争本 身;民间进步力量在制定应对前者的策略时,不但要考虑原则,还必须放眼全局,确保它们至少不会危害到自己和战友在这三种攻防战略上的利益,包括未来的回旋 空间。

2.2 团结是万灵丹吗?

国家在玩第三种手法‘复制’时为了加强其‘克隆华团’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往往同时需要玩第一种手法‘招揽/招安’的游戏,民间也因此必须能高举义旗与之交 锋,隆华堂就是现成的例子。雪华堂的‘勤王军’们抬出的大旗是什么呢?一是攻击刘氏一伙多年来奔走朝廷打压民间的赫赫劣迹;另一是反对隆华堂分化华社。从 发言者的背景去分析,我们会发现雪华堂华团内外的中坚支持者大都以前者为主,时而以后者为辅;而相对外围、‘中立’者则不多谈雪隆两方政治取向上的差异, 而以肯定雪华堂贡献、反对华社‘分裂’、‘混淆’、‘山头主义’、雪隆两者功能重叠等为重点。从立场暧昧到在形势所逼下不得不挺雪的华总,其4点声明就是 以担心华社分裂和肯定雪华堂角色为主调。论述与论述使用者政治取向的相连性,说明‘团结’/‘反分化’这种说法是反隆华堂联军的最低公约数,在华社动员上 是最省力、最有市场、最有合理性(legitimacy)的,因为肯定(华团‘不分裂’)现状,即使看不顺眼雪华堂的大华团也不敢为隆华堂背书,以免冒天 下之大不韪,或剃人头后也被人剃头。

然而,团结论真的是万灵丹吗?使用这个论述的代价是什么?

从理念上,团结论假定一个单一同质的‘华社’(傅科思)、‘华团有统一的整体利益’(曾剑鸣),就算不谈营造一个承认进步-保守光谱上各群体都有权争其合 理利益的真正开放社会的高度理想,这种单一性恐怕也无助于让女性、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环保人士、人权分子、音乐爱好者等弱势或少数声音的发言(傅科 思)。而团结论去到极点,就很难与‘垄断’概念辩清;对雪华堂带头领导的反政党收购报章运动(其近年最重要贡献之一)所种下的反垄断、自由竞争幼苗而言, 未尝不会是水淹龙王庙,授垄断者口实。

退一个层次,团结论在策略上有两大危险。第一,团结如果是至高理想,那么为了团结,其他理念必要时就可以抛弃;然而,如此空洞的团结对多数派未必有利。以 历史作比喻,岳飞应该为了大宋帝国的团结,而和秦桧合作做偏安派吗?广肇总会会长何世(王)昌就很聪明地用这双刃剑,认为是雪华堂要废除永久董事先破坏了 团结。第二,就算团结只是达致集体行动的手段,而以多数意志为依归,你又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是多数派?对进步力量而言,多数决定 (majoritarian)的政治可以戴舟,也可以覆舟。举华文中学改制为例,如果当年华社的强烈共识是所有华中必须团结一致、共同进退,谁敢担保结果 会是90多家都不改制,而不是一家独中都留不下来?所谓族群利益的论述,虽然传统上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未来还能不能如此?象陆老师这种发言不畏权贵、能以 声望、气势压倒同辈的重炮手,未来董教总乃至华团精英中会有谁人?

简言之,只有当进步力量可以(一)高举义旗压倒国家的招揽 / 招安攻势;或者(二)夺回被政党渗透的阵地时,团结论才有可能对它有利。当它不是多数时,如果团结论继续当道,它将失去发言权。在攻防国家的交锋中,它若 言行一致,就等于自行放弃另立据点分庭抗礼的第三选择,甚至在阵地争夺战中面对谈和分赃的压力。看今天13州华堂,保守和极保守势力盘踞北马和东海岸;团 结论如果有利雪华堂的防卫,也肯定利惠了‘其他“没有那么活跃”的华堂’。谢绍诚从一开始就锐利地点出这罩门,后来就阐述得更清楚了。

2.3 以竞争推动进步

我们在此先提出看待社团竞争的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厘清社团多寡、分合、新老等问题;再回到隆华堂的课题上,提出我们认为雪华堂应该设定的议题。

丢开保守的团结论述,我们建议一些简单的规范性原则,来看待
(1)结社的意义:
(一) 结社是为了便利集体行动的需要;
(二) 任何人有集体行动的需要都可以结社;
(2)社团的扩散:
(三) 服务不同社会功能,固然可能需要不同的社团;
(四) 服务同一社会功能,却服膺不同宗旨与价值,也可以有不同的社团;
(五) 服务同一社会功能,服膺同一宗旨与价值,却选择不同策略与手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社团。
(3)社团之间的互动:
(六) 选择不同策略与手法,却服务同一社会功能,并服膺同一宗旨与价值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所服务、服膺的共同社会功能、宗旨与价值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七) 服膺不同宗旨与价值,却服务同一社会功能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所服务的共同社会功能,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八) 服务不同社会功能的不同社团之间,可以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正面互动。
(4)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九) 微观上,所服务的社会功能越重要、所服膺的宗旨与价值越有利于社会、所选择的策略与手法越有效,社团就越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反之,社会功能越弱、宗旨与价值越无意义、策略与手法越不成功,有关社团就越应该被淘汰。
(十) 宏观上,社团必须有特定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宗旨、意义、价值、策略或手法,才值得社会以其资源去滋养。简言之,社团必须向商品般 ‘区别化’,为社会提供多元性,不能千人一面。

这些原则简单抽象,以求其普遍性,以便适用于不同时空和语境。因此,‘进步’和‘保守’甚至‘反动’的社团,只要能服务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其存在便有其意义。失去存在意义的社团,是名存实亡、冬眠或者其功能完全可以被其他团体取代者。

这样一个‘价值中立’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以让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A. 社团数目多寡。问题不在社团多寡,而在有没有用。神庙不拜神、剧社不演戏,就是没有用。没用就不要浪费米粮,一个都嫌太多;有用就越多越好,7000个都嫌太少。散沙、士敏土、乱石这些比喻虽然有创意,其实并没有提供判断的基准,不必重复。
B. 社团分合。社团分合只是形式,合理的判断基准应该是效能与效力。道若不同,就不必勉强保持大一统。反过来说,两个社团如果功能严重重叠,不能产生区别,或者没有这种区别的必要,其中一个就可以消失。
C. 社团资历与尊卑。社团的最终价值应该在其相应的代表性(1) ,如果没有代表性,历史再悠久也只是古董,级别再尊贵也只是花瓶,就没有权利霸占与其代表性不相称的社会资源。

承认社会是多元的、包括那些我们厌恶的价值与团伙,不意味着自己在价值上就应该是虚无的。相反的,社会的多元应该是为了让其成员由最大的选择与自由;因 此,一个社团完全有权以本身的社会功能、宗旨、价值、策略、手法,和竞争者争夺社会资源。在开放的环境下,社会的选择如果淘汰了缺乏竞争力的社团,只要未 来的竞争空间继续存在,那是社会资源分配的自然结果,无可訾议。

今天,雪华堂在民间对隆华堂的反制,应该主动设定竞争议程:‘中华大会堂(或者华社领导机构)应该做怎样的事。。。’,让雪隆乃至全国的华团以此评估雪隆 双方今后的表现,决定应该给予何方支持,把双方的竞争拉高到思想理念的层次,而不是让隆华堂‘自然消亡’而已。以隆华堂眼前招兵买马的声势来看,离开它的 自然消亡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华社民意如果接受雪华堂所提出的竞争议程,以此要求双方,隆华堂就不能整天只办千人宴、万人宴,而不得不有所表现;它要真能做 到什么,不管动机是什么,社会都赚到了;它若做不到什么事,支持它的华团就会面对民意压力。这总胜于过度重视刘磐石先生个人,因为他不过是一枚棋子,“在 刘磐石背后还有更多的‘刘磐石’”,倒了他不会就此天下太平(傅科思)。

事实上,90年代以来党国势力‘招揽 / 招安’、‘渗透’、‘复制/创制’的攻势如此成功,许多大小华团都已经是‘国王的人马’了,隆华堂不可能是绝唱。华社民间力量要阻止华团进一步向朝廷倾 斜,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定下议程,借反隆华堂民意为华团动向定调:什么事华团应该有所为?什么事华团又必须有所不为?民意如果成功动员,不止隆华堂,恐 怕华总等主要华团都要受到民意一定牵制。

至于华团的竞争议程应该是什么?我们以为可以是‘建设公民社会’(2)。 这六个字相当程度可以概括雪华堂多年的建树,尤其是近年领导的多场社会运动。从早年祝家华的倡谈‘公民社会’到今天潘永强的宣扬‘民间’,它们虽已成了文 化界的流行词语,一般华团领袖的认识恐怕还没有深化甚至扎根,对党国势力进犯的抗争还是留在族群动员的层次。雪华堂因此可以把它历代主流领导层所秉持的核 心原则和理念(3) ,整理成原则性(4) 、普世性的一纸宪章式文献,鞭策自己并及于其他华团。如此一来,‘中华大会堂’就真的成了特定名词,不但实然是‘一州的华社最高代表机构’,还有其应然的 定义,谁也骑劫不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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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过街老鼠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社团如果以代表过街老鼠为职志而又的确做到了,那当然就是它的代表性。至于它在所有社团中有多少代表性,就要看过街老鼠占社会人口多少。
(2) 潘永强和杨凯斌都有精辟的讨论,此处不鳌。
(3) 它们散见于《华团文化备忘录》、《华团宣言》与《诉求》字里行间,但这些历史文献都是面向当道者的政策性诉求,是对外的需求,不是向内的期许,不能直接用在这里。
(4) 这是华团的自我期许,应该以核心价值为主,尽量不涉及具体政策,以便有足够的弹性让未来的领导层愿意至少在道德上被约束。

(5) 这个建议会使雪华堂失去‘创造性模糊’,在行事讲究默契、弹性而不成文的华团恐怕不会受落。如果不能由内落实,或许就应由舆论造势,使华团最终受到比较明确的约束。

(6) 本文许多外文名词的中译,皆不确定是标准译法。谬误之处,敬请纠正。
(7) 政治理论上有三种事物可以被‘代表’:利益、意见和社会属性。Weale (1999:109)以英文的前置词区分三个‘代表’(standing for):standing up for, standing out for, standing in for 。这里先谈利益代表这个定义。
(8) 举《诉求》为例子,如果诉求工委会是授权代表,它就有权任何处理《诉求》的任何条文;反之,如果它只是2000个代表华团的‘使节’,它要做任何更动原有条文就必须征求事主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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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真正命题:如何不让民间代表权被骑劫?

3.1 华团对领袖代表权的制约机制—‘宪章式约束’?

从高处看,隆华堂事件的真正问题是‘骑劫民间代表权’(蔡怡雯)。这问题不始于隆华堂,前几届大选部分华团领袖为执政党无条件(关系公共利益者)背书,记 忆犹新;也不会终于隆华堂,贺新首相的万人宴刚刚落幕,主办者就理所当然以华社自居喊出‘华社支持您’的口号(郑立慷)。大选将至,这种满街都是华社代表 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比选战更危险的是,对重大政策譬如234方案的表态,足以让国家假造民意,把政府意愿灌下公民喉咙。华团在规范上和策略上应该怎样受 到制约,以确保它们代表的是民间,而不是朝廷?

个别公民和团体当然有合理权利,表达对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的支持;但是,这种表态会不会被强加到整个团体和社会,违反后者其他成员的选 择?我们以为,华社今天除了华团的定期选举(是否民主又是另一问题),其实严重缺乏这种反骑劫的制约机制,对这些‘华团骑劫者’一筹莫展。以下讨论试图先 定义‘代表行为’(representation),然后把‘民间’从华团和华社两个层面分开去谈。

代表是受委托人/事主(principal) 委托为其利益行事的代理人(agent)。 最常见的事主-代理人关系就是律师与其客户。律师知道客户要他做什么,但技术上他被授予一定权力去行事。而政治代理人应该得到多大授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极端看法。第一种是代表应该受到全权委托,因为一大群事主(譬如:一个国会选区的数万选民)也不可能对事事有具体意见,能够给予明确指示;因此选代表其实 就是选判断力最强的人来作主。第二种是视代表为‘使节’(delegate),他们的功能只是代表事主们出席会议、表明立场、投划选票,他们不应该受会议 辩论的影响而改变立场。 (Weale, 1999; McLean,1991)

对代表功能的这两种不同认识,反映事主群(团体)对民主的实践侧重在什么层次。委派使节需要明确的预设立场,意味着团体内部必须先有民主的周全讨论 (deliberation),考虑不同的意见,而作出的决定是最终的,是以使节所出席的会议已经不再需要更进一步的周全讨论。从民主精神的落实来看,这 是以内部的民主讨论(参与)排除外部民主讨论(代议)的需要。今天许多华团在派代表参加大华团的改选会议时,明确指示代表应该投谁,不让他们个人作主,就 是这种做法。授权代表在精神上则刚好相反,内部则进行有限的民主讨论(参与),而让代表们可以尽量不受牵制地参与外部民主讨论(代议)。

重参与还是重代议,没有必然的优劣关系,而要看决策 / 课题的本质。每一个团体都可能有些事是要其代表只做使节,遵命行事;另一些事则受权代表全权处理。真正重要的是,团体必须有两种机制确保代表们能够对其决 定负责:其一是事前明确规定代表的权限;第二是事后的制裁,能够惩罚包括罢免违反团体委托/利益的代表。

今天华团之可能被骑劫,关键正是缺乏授权和问责的机制,尤其是事前授权。在政治表态上,华团章程一般不会规定什么事社团当为或不当为、什么是其代表可为不 可为。因此个别领袖若选择在关键时刻为政策护航背书,或对政党输诚效忠;恐怕并不算越权,反对的理事也只能‘一个团体,两种表述’而无力回天,事后追究就 算有完善的选举机制,也可能事过境迁。

我们建议,华团或许应该考虑(如前述建议雪华堂的)宪章式约束,就政治表态,约束可以界定:怎样的表态(课题、立场、姿态)是常委可以做主,什么必须理事 会通过,什么必须会员大会通过,什么是连会员大会甚至是代表个别身份都不能做的(除非先以特别大多数废止这约束)。举一个无党派写作团体为例,对一般政策 表态可能只需常委或理事会决定;对政党表态支持就需要会员大会通过;支持压制言论自由的政策或法律则违反立会宗旨,是连会员大会或代表个人都不应该做的。 这种约束能够入章固好,但只要能以宣言或议决案方式提出,成为共识,就应能有效制约领导层。明文约束在前,总胜于在个别领袖挟团体向政党献媚后,才来谴责 或撇清关系。

这种约束,对想说不却不敢或不懂得说的华团领袖,这种约束可以是最方便的婉谢理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华团的‘立会精神纲领’中包括‘体现公民社会独立 性,不得对任何政党 / 政治人物作出媚态’,它的领袖要怎样去三跪九叩敬茶献汤圆?而这种‘立宪’式防卫,进步的华团看起来最不会有需要,事实上却必须由它们带头做起。第一,这 是防范于未然,也是拉警报,确保自己的堡垒万一被政党渗透或招安,都不会变成大害;第二,进步派不做,献媚派更不可能做;进步派做了,取得社会认同,献媚 派就有压力。首相履新,大选在即,擦鞋的需求大量增加;民间进步力量有必要先发制人,把本身的独立性建制化,进而形成风潮,以抗擦鞋歪风。

3.2 华社对华团代表性的制约机制—议题性的民意调查?

华社被华团骑劫的可能性和后果,都比华团被华团领袖骑劫大。华社,一如任何社会,是一个想象的群体,它所涵盖的利益多元而不能清楚定义。包含它的国家明定 谁是谁不是公民,它所包含的华团明定谁是谁不是会员;因此,国家公民和华团会员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更换代表,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国籍或会籍。华社却非 如此,所谓‘华社代表’严格而言都是华团自封而在所谓‘华社民意’拥戴或不反对下浮现的;而你就算不想承认这样的代表,又要怎样脱离你的‘华社一分子’这 身份?任何华社公民如果不加入华团或改变华团的领导层,她是没有办法不被‘代表’的。郑立慷喊出的正是这种不能与‘代表们’划清界限的无奈。而华社被骑劫 的危险,不止于以此影响选战价值和形势判断,更在于藉此合理化不合民意的政策。在马来西亚,在野党是国会小角色,国会是内阁大附庸,而国会之外公众示威表 态的空间又几不存在 ;所谓民间代表一旦附和,政策就可能就此定案,不到祸国殃民不会扭转。

华团一直以来扮演着两种角色:‘意见领袖’和‘利益代表’。华社要摆脱这种危险,第一步就要明确界定这两种角色的范畴。华团可以是任何议题上的‘意见领袖’,却只能是特定议题上的‘利益代表’。

意见领袖代表的是意见,在于合理不合理,不在人多人少,不必授权;因此,一种意见可以有一个意见领袖,即使这种意见只有意见领袖一个人相信。意见领袖的功 能当然就是申论、维护、传播其意见,以便让这种意见成为越来越多人、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信服的主张。意见,可以是最终能够向事实求证的实证性 (positive) 问题,譬如地球是方是圆的思辨;也可以是没有所谓客观标准的规范性(normative)问题,譬如‘中央政权’应不应该对‘分离主义政权’动武的争论。 意见之争要有意义,必然要求资讯和言论自由,以便意见领袖所要说服的公众或其他对象能够作尽量‘资讯充分’(well-informed)的决定。从这个 角度去看,任何华团在任何议题上都可以是华社合法(legitimate)的意见领袖,只要它服从游戏规则:不垄断麦克风、不封杀论敌的声音。即使它的意 见在我们看来是狗屎垃圾,她都有散布这些狗屎垃圾的权利。

与之相反,利益的代表不是仅仅为了周详思考(deliberation),而是为了决策;因此必须得到授权。任何华团要代表华社表态,我们都必须问:他们 得到谁的授权?从严格定义来看,任何华团都不可能得到华社的授权,因为华社不是国家或社团,没有明确的成员边界,也没有本身的代表机制。所谓‘华社利益’ 的维护或争取,因此只能上借国家、下借社团的代表机制。如果说由各族群选民委托的国会议员代表的不只是华社;各华团则只代表了华社的一部分—组成他们社团 的华社公民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参与华团的华社公民(9)看成是‘议题公众’(issue public) (Dalton, 2002)或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因为不同议题有不同的议题公众和利害相关者,华社其实有多个:‘商业’华社、‘教育’华社、‘文 化’华社、 ‘传统信仰’华社、‘传统地/血缘认同’华社乃至于‘农业’华社、‘低入息’华社、‘女性’华社、‘青年’华社、‘佛教’华社、‘天主教’华社、‘新教’ 华社、‘同/双性恋’华社。。。—它们纵然部分重叠,也不可视而为一,由一个‘华社’代表另一个或所有‘华社’。因此,一个‘议题华社’的利益代表,只能 是为服务这些议题而存在的华团甚至跨族群社团。

这种‘普遍性意见领袖’和‘特定性利益代表’的基本区分,可以避免没有特定利益者鱼目混珠,代人作主。譬如说,如果有人能够组织500间神庙对一个华教课 题发言,不管立场如何;因为神庙的功能与教育无关,我们知道这500间神庙(就算不仅仅是500位庙祝)并不是‘教育华社’的利益代表,而是其中一群意见 领袖而已。换句话说,社团数目不能被偷换成代表性。 (10)

就这个例子,有人可能会问:董教总固然能代表董事部和教师的利益,在家教协会没有全国性组织的情况下,广大家长的利益又有谁来代表呢?董教总固然可说也间 接代表着家长的利益,然而,会员中不乏家长的其他华团不也可能代表家长的利益?限制这些华团扮演家长利益代表的角色,不但可能使家长的利益无法被代表,而 且是要求公民社会自我设限,变成各划底盘、不管闲事的内向性组织。事实上,否定任何华团随意自称华社的‘利益代表’,并不是在否定甚至不鼓励它们成为任何 议题的‘意见领袖’;而是否定任何不经授权而自封的‘利益代表’。

当大家都只代表‘意见’而未获得授权去代表‘利益’时,众说纷纭要以何为依归?这需要民意的直接投入。防止华团被骑劫的第二个步骤,因此应该是设立议题 性、甚至定期性的民意调查机制。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华团只有在本身的中心议题上,才能既‘引导’也‘反映’并‘代表’民意,以说服当权者去‘尊重’民 意;在其他议题上仅能‘引导’民意,不能妄自‘代表’,要援引民意就必须先让民调机构把民意‘反映’出来。如果这能够成为华社的共识,真正代表民意的华团 会更有威信,党国势力也会放弃一些徒劳无功的小动作,让社会得以省却不必要的资源和动员。举例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关于‘宏愿学校’的定期民调,而华社反对 声音一直居高(譬如说:七成以上)不下,那么董教总作为华校董家教利益代表的权威性就更难否定或贬低,乡联青最近试图推销‘宏愿学校’时,就会知道本身只 能作意见之争,如果没有把握‘监督委员会’之说能够取信华社,就不必说了再收回去那么难看。如果我们有首相/内阁/政府施政满意度的民调,那么‘华社支持 您’/‘华社感激您’这种戏码不是已经没有必要,就是没有便宜。刘磐石先生的‘辫子大戏’到时候恐怕也只能做给外国游客看了。

对政策、施政满意度的民调不但退可以守,避免华团对华社民意的‘错误代表’(mis-representation);还进可以攻,以民意牵制政党,逼国 家更贴近民意。政党竞争最让选民泄气的一点就是,政党的纲领是套餐,不由你‘自由选配’(pick and mix);当你可能纯因甲政策而支持X政党,X政党却会宣称你支持它所有政策。民调的好处在于让选民表达对个别政策的偏好,一方面阻止政党挟选票以自行其 是,一方面也传达更完整的讯息,让各政党在竞争中能更谨慎或大胆选择立场。在国阵v 替阵与行动党、巫统v回教党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今天,建立这种机制,无疑会比反对种族主义却大力支持巫统、或者反对回教国却只能投选回教党,更能维护 本身利益。

我们并不宣称民调是万灵丹。民调可能会出现三个层次的问题,但我们觉得无一能否定它的意义。第一,民调可以因为技术上的操控而出现不同的结果。然而,民调 本来就不必只办一家,只要能自由竞争,劣质的民调假以时日终会失去公信而被淘汰。第二,即使正确体现的民意也可能是基于资讯不足 / 资讯不良的(ill-informed / misinformed),起伏不定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和‘有选举不一定就有民主,但没有选举就不可能有民主’的道理一样,只能说明民调不是民主公共抉 择的充分条件,并不足以论证它不是必要条件。如果说多数人常常犯错,少数人(专制政权精英)犯的错误可能更多;难道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无权被咨询?第三,政 府可能完全不卖民意的帐,象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参与伊拉克战争一样。这只能说明民意的制衡力不足,因此公共决策过程只会更需要,而不是更不需要,民 意的直接投入。

推行定期民调的成本与资源等技术性问题,当然需要更多讨论,但不在本文范围内。本文要强调的是,从需要和条件来看,提供民调机制可能是华团能贡献当今公民 社会的主要利基。诉求最终签署城下之盟的教训是:主流华团没有抗拒国家高压的主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前,华团扮演‘意见领袖’角色动员民意就足够, 华社‘利益’留给华社的直接民意去争取、捍卫好了。而以华社精英捐建华校、办万人宴、广建商网和竞逐勋衔的能力,定期民调机制如果不能建立,恐怕非不能为 也,乃不为也。由于华社关心的政策大部分都会牵涉到其他社群,因此,这个民调机制如果能够建立起来,最终可能会变成全马第一个全民的表意工具。这或许能够 回应Boonkeong/黄文强(04/01/15)对公民社会何时能跨出族群藩篱的关心。

结语

本文尝试比较全面地讨论隆华堂事件中,民间力量应有的对应方式,包括现有的‘官方封杀’、‘民间反制’在原则与策略上一些必要的考虑。本文的价值取向是整 体大马社会和华社内部都应该更自由和民主。除非是基于‘侵权’的考量,雪华堂不应该借用国家来封杀隆华堂,纵使我们毫无疑问这是冒牌的民间组织。而在民间 反制方面,保守、以族群动员为基础的团结论,也应该被承认社会多元性的竞争论述所取代。

就民间代表权被骑劫这个关键命题,本文提出两个建议:‘宪章式制约’和‘定期民意调查’。前者是为了对治个别华团领袖未被授权就任意作出政治表态的现象。 在区分华团的‘意见领袖’和‘利益代表’两种角色后,后者则旨在引进直接民意,以让‘利益代表’华团能够更好地发挥这种功能,同时杜绝混珠的鱼目。这两个 建议未必符合华团在组织文化或资源使用上的口味,但是,我们相信,公民社会的强化和华社内部的民主化都需要更多这方面的讨论,以减少对族群动员的依赖。

由于身在局外,资讯不足,本文看法中可能有很多是对现实的误读,有待纠正;本文的思考和提出,正是希望能接续《自由媒体》和其它传媒上的认真思考。

脱稿于2004.01.10
定稿于2004.01.22

Boonkeong (黄文强),(2004.01.15),<Good analysis : extend to wider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对本文III (2004.01.15) 的回应。《自由媒体》,http://www.thefreemedia.com/klchines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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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谁是华社公民?它的定义可以是纯族裔的(包括完全不懂中文、对华社政经文教不感兴趣的华裔,却排除受华文教育、关心华社政经文教的非华裔),纯文化的(与 前者相反)或者开放性的(族裔或文化上有马华属性,而又认同为华社一分子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包含在内)。我们主张第三种定义 ,因此,一个华校校友会的马来人主席,也应该被承认是华社的一分子。郑立慷〈危机还是生机?〉一文(《自由媒体》,04/01/08)对华校定义的讨论可 供参考。
(10) 马哈迪凭一个迎春晚宴就宣称隆华堂获得‘广大吉隆坡华社的大力支持’,正好说明华社是多么容易成为‘骑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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