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chinhuatw | 十二月 26, 2008

迟到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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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为五篇在《独立新闻在线》发表,是我对新纪元学院争议与更大的华教危机的系统性思考。这应该是我第一篇真正深入讨论华教的文字,因此,花了许多篇幅爬梳、分析、诠释史实。文章登出后,连谩骂的回应都没有,许多人都认为文章太长了,没有看完。文章不能够写得精简而全面,活泼而深入,当然是驾驭文字功力的不足之故。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转型、中兴、民主化– 在林连玉老师忌辰23周年对华教运动的省思>。这是一个四平八稳得很闷的题目,我这里改为〈迟到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因为这场危机18年来随时都可能爆发,最终在308后爆发,并非偶然。


一、华教运动的阶级与世代分裂

在政治、经济、语言、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华裔马来西亚社群,华文教育几乎是唯一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了社群中最多的社会意志与资源。

19世纪的侨民社会籍贯意识深重,但是最终让位与华文教育所代表的跨籍贯文化认同,是以有五帮共扶的新山宽柔学校等代表性学府。

20世纪有国共、左右的意识形态分野,然而这无阻倾向左翼的学生、工人等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与广大群众,与有国民党渊源的沈慕羽先生等传统文化精英,互相支援作为华文教育的干城。

在巫统霸权巩固后出现的政治多元化,所谓“施压”与“协商”、“多元族群”与“单元族群”的路线之争,虽然在手段上南辕北辙,但在目的上并没有改变各方维护华文教育的共识。

在没有共同宗教的形势下,华教运动结合了不同教群的华裔马来西亚人,是以不但受惠于盂兰盛会、清明法会等传统宗教活动的善款,也是一些佛教、基督教团体的公益施赠对象。

华文教育甚至跨越了所谓“华校生”、“英校生”的藩篱,不但让许多不谙华语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华校就读,也受惠于从敦陈祯禄、柯嘉逊博士、杜乾焕博士等“二毛子”在政治、社会运动上的贡献。

因为华文教育这种“广纳百川”的本质,华文教育成为一些方面推行“单一民族国家”议程的最大障碍,必除之而后快,却始终未能得逞。

然而,新纪元学院风波数月来越演越烈,却在华教运动之间形成深刻的裂痕,形成两百年来前所未见的局面。这不仅仅是所谓表面上“挺叶”、“挺柯”两派的人事之争,其实代表了阶级与世代的严重分裂。第一,虽然华校董事中有部分支持新纪元院方,华校教师、基层干部中支持董总领导层的声音却几乎完全缺席。因此,在阶级上,隐隐然形成华教运动中劳方(教职员)与资方(董事部)“同道派”在一方,资方(董事部)“主权派”在另一方的分裂,在劳资关系究竟是“战友关系”或者“主从关系”上相持不下。值得注意的是,“同道派”与“主权派”双方主要人物,原来是左派背景。

第二,虽然年长一辈的华教领袖与支持者不泛肯定新院师生的校园自主要求,年轻一辈中却几无声音支持董总领导层所谓“学生被利用”的说法,把新院师生抗争比作“六四学运”的提法更徒然引起一些年轻人对董总威权性格的质疑。于是,在世代上,也出现了老、中世代“民主派”与新生代在一方,老、中世代“威权派”在另一方,在华教运动到底应以服务对象(学生)或者出资办学者(以董事为代表)为主体的严重分歧。

由于阶级与世代两种分裂的重叠,在“挺叶”、“挺柯”的误导性标签下其实是华社不同群体、不同思想意识的结合。一边以资方、老中生代为主,主张华校的“主权”在出资办学者(赞助人,由董事会代表)手中,在“民办教育”的大旗下隐隐然可以代表华社公意,因此可以决定办学方向,而教师、华教干部、家长、学生与校友都应该服从与配合。就民主意识而言,他们强调赞助人大会或董事会作为华教决策机关的“内部民主”,但是反对让教职员、家长、学生、校友乃至其它公众人士参与、影响决策的“外部民主”。

另一边则是结合劳资、老中青,虽然劳方、新生代色彩比较强的彩虹联盟,则强调多元开放的价值,主张华教运动属于董事、教职员、学生、家长、校友乃至一般华教支持者的共同资产,人人皆有发言权,因此内外部民主都属必要,而校园事务则最终应以学生为办学主体。在减少不必要的人事色彩与道德判断下,我们或许可以中性地称上述两个阵营为“董事主权派”、“华教民主派”。

没有价值与人事竞争的社会往往是一池死水,因此,现代社会的挑战不在于避免价值与人事竞争,而在于如何导引这些竞争,使之成为组织更新的动力。华教运动今天的危机,因此不是出现“主权派”、“民主派”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而是这两派的斗争方式与结果,很可能不会导向价值与人事上的新平衡点,反而是使华教运动分裂为两半。

以现今形势来看,“主权派”掌握了华教运动的“准国家机器”(所谓“民间教育部”的华教官僚体系与地方网络),“民主派”却受到新生代、教职员阶层的支持。如果“主权派”惨胜而导致教职员、新生代的流失,华教运动就会失去50年代以来建立的威信,甚至在十年内就会面对断层的危机。反之,如果“民主派”惨胜却不能调和“主权派”所代表的价值,弥补裂痕,则董总将失去一些地方上的网络,失去一定草根阶层的人力与财力支持。简而言之,华教运动都没有排除任何一派的本钱。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权派”与“民主派”的分裂有其阶级、世代、价值观上结构性因素,并非人事不臧而已,因此,既不能和稀泥式的和解了事,也不可能以“斩首”(“伐柯”或“除叶”) 奏功。把分歧人事化的结果,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让这场已经动员华教基层的决斗变成一场无聊的内斗和不必要的“灭火工作”,最坏的结果则是让问题持续,等待下一次爆发的时机。反之,乘此时机检验华教运动的内在矛盾,重新提炼出符合时代意义的华教核心价值,才有可能化危险为机会,创造华教中兴的契机。

解决美国南北分裂的林肯总统,让后世美国人、包括一些总统崇敬不已,在面对问题时总是问:“如果林肯总统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样解决?” 我们每一年以林连玉老师的忌辰为节,今年华教节祭祀仪式时,我们能不能谦卑地问:能够说出“对付破坏的最好方法就是建设”这番话的林连玉老师,乃至林晃升先生等先贤,如果面对今天新纪元学院的争议,会怎样处理?这不是造神运动,把林连玉思想变成华教运动的教义;而是在他高大的典范下诚恳、谦卑地作出“灵魂搜索”: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在全球化的时代,华教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和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s)到底是什么?林连玉老师的答案会是什么?如果我们无法推测林老师的答案,我们自己的答案又是什么?在林连玉老师仙游23年后,华教运动还是不是一条好汉?今后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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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教运动的四个阶段:求生、突围、对应、没落\中兴?

要理解华教运动今天的困局,我们不能不先分析华教运动的历史。华社兴学办教虽然有200年历史,但是,早期只是各地社群因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并非一开始就是与国家抗争、争取政策改变的社会运动。有组织的华教运动,应该要从1951年教总成立算起,而它能够跨越意识形态、阶级利益、教育背景,成为公共基础最广泛的华社建制,并非一日之功,而涉及冷战左右之争、国内族群政治两个断层线的竞争。

求生期:国家初建,力求立足 1951-1969

华教的第一阶段(1951-1969年)是“国家初建,力求立足”的求生期。1951年教总成立时,国际上冷战刚在四年前掀开序幕,中国共产党也在两年前击败国民党统治整个中国大陆,反殖民地运动正在亚非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英国在马共武装斗争的压力下,开始为马来亚独立作出准备,在当年年稍在乔治市举办战后第一场地方选举,为四年后的自治选举、六年后的独立奠下基石。

这时的华裔社会中,有组织的左派大部分不是已经上山参与马共斗争,就是已经被遣返中国;在朝由马华公会中英语系土生华人与有国民党背景的资产阶级所代表,教总的领导层也不乏像后来被马共暗杀的钟灵陈充恩校长、沈慕羽先生、黄润岳校长这些有国民党渊源的知识分子,然而,不少华校学生以及一些受陈嘉庚先生影响的华校董事却倾向左派。

然而,因为新国家诞生在即,决定其语言文化特质、反对英殖民政府与巫统企图控制、消灭华校的斗争,逐步压倒了华语系社群的国共、左右分歧。对巫统的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议程的因应,因而成为华社的新断层线,一边以董教总、华团以及劳工党、人民进步党以至后来的人民行动党等左派政党为主,要求把华、淡、英文与马来文并列为官方语文,并强烈反对联盟政府要逐步消灭华校的议程;另一边则是以陈东海、陈修信等马华领袖与许多英语系精英为主,则接受巫统的立场,反对四种官方语文等诉求,也没有强力反对单元化教育政策。

严格来说,在这个时期的华教运动尚未成为华社各方跨朝野、跨教育背景的共识,自然也无法提出单一的行动纲领。因此,在官方主导的华文中学改制事件中,在为华校毕业生提供深造机会而倡设独大的斗争中,华社有人指也有人反对。当时华教运动主要是由林连玉先生、黄润岳校长、沈慕羽先生等为首的教总主导,“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的国士不畏王侯的锵锵风骨,竟不能让华社团结一致,实在非战之罪,而是因为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议程,还未让华社每一分子都感受压迫。

突围期:霸权确立,奋力反抗(1970-1990

第二阶段(1970-1990年)是“霸权确立,奋力反抗”的突围期。513族群暴动之后,巫统巩固了本身霸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全力推行土著主义议程。这诱发了华社的防卫性回应,右有马华主催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左有一小部分青年上山,影响最深的、支持最广的却是结合了有华教背景的民族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以左翼运动骨干)为主的华教运动。

资本家以后来领导“818民权起义”的林晃升、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的胡万铎先生等为代表,知识青年则包括出身马新两地大学的郭洙镇、刘锡通、苏天明、李万千、莫泰熙、吴建成、姚丽芳、庄迪君、傅孙中,留台的饶仁毅、张永庆、留英的柯嘉逊博士等。与此同时,教总领导层则由沈慕羽、陆庭谕等元老挂帅,与董总两翼紧密合作,民间教育部开始成形。

华教运动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固本,力抗国阵政府改变华小特质的图谋,一方面图强,建立比诸国家考试只强不弱的统考建制,为独中生海外深造开拓机会,同时采取法律途径争取设立独大,虽然无功却为后来新纪元学院的建立奠下公众支持的基础。

由于马来民族主义通过“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回教化政策的压迫,华教运动在这个阶段凝聚了华社的各种力量,不只跨越阶级和左右,更跨越了教育与政党背景。在英文小学消失后,许多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入华小,使华裔学生就读华小的比率后来窜升至九成之高。巫统的嚣张霸凌,因此“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逐步造就了董教总、雪华堂等公民社会团体而非朝野政党代表华社“公意”的崇隆地位,也导致华教运动与华团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介入政党政治以求在根本上“对治”巫统霸权。

华教运动“直捣黄龙”的突围行动,在马哈迪政府首三届选举中尝试了三条路线,曲折变化不可谓不大,正好说明在族群政治荆棘里寻路的困难。

1982年时,董教总派“四君子”参加多元族群路线的民政,企图“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由于“四君子”未能建功,董教总在1986年鼓吹“两线制”并大胆接触回教党、沙巴团结党,然而并无法成功促成回教党的结盟。结果,反而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大逮捕撮合了华教运动与在野党的结合。1990年的“818民权起义”,林晃升先生、柯嘉逊博士、李万千、饶仁毅、杨培根、张永庆等华教、华团精英加入民主行动党,以直接行动“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董教总从1982年到1990年的政治策略的曲折变化虽然颇有争议,并在不同时候让一些政党保持距离,然而,这并不足以改变70年代以来“维护华教”是华社最高共识的形势。因此,就像1980年教育部3M制引发变相消灭华小的疑虑,让朝野华基政党同声反对;1987年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出任华小高职的决定,也让朝野三个华基政党与华语公民社会代表一起在天后宫誓师反对,甚至恫言罢课。虽然在巫统党争的背景下,“天后宫事件”让林晃升先生、沈慕羽先生、庄迪君博士、柯嘉逊博士等人成为“茅草行动”的祭品,却也促成1990年两线政治萌芽、90年代国阵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松绑,委实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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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期:霸权柔化、不知所措(1991-2008

第三阶段(1991-2008年)是“霸权柔化,软硬摸索”的对应期。1991年有两个关键意义。国际上,苏联正式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退潮;而在此前两年,马共与马泰政府已经签署和平协定,左右分歧更加没落;一年后,邓小平南巡,为经济改革定调,让中国在镇压89学运后的困局找了出路,逐步崛起,因而提升了中文的经济价值。而在国内,依靠“东姑拉沙里十字冠”抹黑手法在1990年大选反败为胜的马哈迪首相,在2月提出了“2020宏愿”,尝试从“马来民族主义者”转型为“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并开始松绑文化、教育政策,舒缓了族群关系。

在这段期间,董总主席经历了林玉静(在林晃升辞职参政后暂代)、胡万铎(1991-1994)、郭全强(1994-2005)、叶新田(2005至今)四人的更替,教总也在1994年由王超群接替沈慕羽的主席职。

冷战结束和巫统调整政策这两个变化,给予华教更宽裕的发展空间,让董总与教总在1994年分工负责独中与华小的发展,也让华教的独大之梦以新纪元学院的形式实现。

然而,福者祸兮所伏,这两个变化也让它立刻面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慢性危机:推翻巫统统治既在1990年功败垂成后变得遥不可及,也在1991年的“小开放”(行动党语)后变得不再急迫,以巫统马来民族主义为反抗目标的华教运动因此在1990年的高峰后失去了“目的感”。1996年曾庆豹撰文〈华教运动,动或不动?〉批评董教总的官僚化、华教运动的去政治化,是最早的反省声音之一。1998年安华事件引爆烈火莫熄,使两线制生机重现,董教总与雪华堂因而合作提出《诉求》,让华社民间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当《诉求》在巫统挑动族群冲突的威胁下被逼搁置所谓“争议性”7点之后,华社的抗争精神便再度趋软。

2001年爆发的“白小”保校斗争,虽然提出了“社区学校”的新论述,也得到许多外地华团的支持,但是已无法引领整个华社去挑战马华实质承认巫统“华小数目不得增加”原则的“迁校”策略的合理性。当地的马华党籍国会议员周美芬甚至在2004年以更高票数蝉联。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

也因为华教基层的质变,斗争语言仍然停留在80年代的华教运动在1990年代面对马哈迪的“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的新攻势时,立即左右支绌,前者虽然勉强可谓防守成功,后者却基本上已是丧师失地,只能在考卷出题等技术问题上与当局讨价还价。

追根究底,比较第二阶段的壮怀激烈,这18年来华教运动许多时候只能见招拆招,不管软硬,终究是只有对应,没有方向,因为之前20年所定义的敌人“马来民族主义”已经转型隐身,让华教尴尬地发现自己变成大战风车的唐诃吉德。

马哈迪在烈火莫熄浪潮爆发后推出的“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计划其实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了竭制安华与回教党所能召唤的回教主义势力,希望通过各族同校、使用英文来改变回教徒学生的保守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则希望顺手往单一源流学校的“最后目标”迂回推进。因为前者的考量,“宏愿学校”与“英文教数理”的论述架构因此不但不是“马来民族主义”,反而是“全球化”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这就对华教运动构成最致命的一击:化解英语系华裔因为反对 “马来民族主义”、“马来文至上”、“回教化”而支持华教运动的动机,并让华教运动走到“全球化”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英文教数理”因此虽然让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宗教学校支持者尴尬地与华、淡教运动走在一起,但是,也可能疏离了一些英语系的宗教自由派。

即使在大专领域,全球化也让华教运动处于尴尬处境。独大的创办本来是为了反抗1967年教育部长企图腰斩华校毕业生深造而倡设,后来也投射了国中华裔子弟在固打制下深学无门的需要。然而,在90年高等教育领域开放之后,不但私立学院多如雨后春笋,华校生的深造途径除了传统的台湾也多了中国大陆。

1997年姗姗来迟的新纪元学院,要撑起“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大旗,已经完全没有1950年代南洋大学一枝独秀的条件。新纪元学院直接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扩展生源,然而这不仅是“如何”的问题,也是“为何”的问题:是办一间非华社资助无以开办、因而有明确利基(niche)的学院呢?还是办一间“业绩”能够让华社自豪、但是营利机构也可以办得起的学院?

前者的重点可能是学费提供比一般私利学院低廉的学费,以便更多学生能够负担得起;也可能是内容提供一般私立学院未必能或愿意开办的科系,例如中文传授的科系;也可能是价值一般私立学院所不能提供的学习环境与校风,譬如对人文修养、独立思考、民主精神的熏陶;因此,取得大学资格固然或可提供更多克诚、减低学费,但却非唯一考量。

后者则几乎非升格为大学不可,学校建筑越堂皇也自然越能让人感觉良好。然而,华社是不是有必要去筹措几千万元华小、独中所依赖的资源将无可避免被分薄来满足本身能办一所和名牌私立院校比肩的大学的虚荣心?大学是昂贵的投资,不能始乱终弃,因此应该有长远规划。今天新纪元学院在认证、校地问题上的争议,除了人事因素之外,恐怕不能不从头思考学院为何而办的根本问题。

90年前斗争型的华教运动,在90年后找不到原有敌人(马来民族主义)的窘境,不但让董教总失去方向感,也让过去相忍为华教的战友不必再抑制彼此的冲突。吊诡的是,许多华教人士为之欣喜不已的“中国崛起”、“中文价值提升”,的确解除了中文在马来西亚被全面消灭的危险,因而降低了华教工作者的危机感。

这或许正是两年前董总主席叶新田与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的冲突浮上台面的原因。与今天新纪元学院理事长叶新田与院长柯嘉逊博士的冲突一样,公众固然可以攻击当事人的性格缺失、指责他们不以大局为重等,然而,到底是什么使数十年老战友可以反目成仇,这难道不是因为华教无法找到一个像1990年之前的巫统把华社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的天敌?

没落期/中兴期(2009-

今天史无前例的华教运动大分裂,其实18年来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了,过去没有发生或许只是侥幸有太多的廉颇与蔺相如而已。然而,这也或许是华教的“对应期”其实在308大选后就结束了。巫统/国阵政府的倒台今天已经是一个真实的可能,因此,尽管英文教数理的危机还未结束,中文在日常生活从卫星电视到大型广告牌的广泛使用已经不是巫统所能够在这一代人扭转的了。换句话说,因为不必急于抗拒外侮,华教领袖才有兄弟阋墙、消灭异议的条件。

事实上,巫统不但丧失了消灭华文的威慑力,连其土著主义政策的生命力也受重伤。在经济全球化与非马来人投反对票的双重压力下,巫统将被逼向民联的立场靠拢,以需要而非肤色作为扶弱政策的标准,并加强绩效原则的分量。族群之间不平等降低了,族群内的凝聚力就会减低,因而,1970年来华语系/文化民族主义华裔与英语系/族群民族主义华裔的联合战线就会瓦解得更快,最后可能在英语教数理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届时将吊诡地证实华社一贯所谓“没有族群平等就没有国民团结”的逻辑。

慕克里斯与邱家金教授的“单一源流学校”论,固然令中文社群感冒,在英语与国语圈(包括左派)却有相当大的市场,因为“族群隔离”的多源流教育系统被许多人视为族群与宗教偏见的温床。他们相信,如果玛拉学院等单一族群学校也一并废除,那么取消华淡小学,改而确保国民中小学能够有效提供母语教育,其实就是最理想的教育系统。

回教主义者与其他国人的冲突越激烈而这可能性在巫统沦为在野党、甚至与回教党保守派合流之后会很高;这种主张就越有市场。事实上,禁酒等回教化措施会直接影响一个普通华裔的生活,然而,只要媒体上的中文使用不受限制,华小改制的影响要到下一代长大时才会强烈感受到。

因此,如果回教化变成未来政治的最主要歧异,华裔选民在被逼选边时可能会接受提供母语教学机会的单一源流教育系统。董教总届时就算与回教青年运动(ABIM)等宗教学校的支持者并肩作战,恐怕也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反而被社会主流视为反动的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华教运动作为华裔民族主义的工具,就成为本身斗争成果的牺牲品,走入没落期,而华教队伍的分裂只会使其衰败加速。

历史当然不会只有一个走向。如果华教能够经历50年代到1990年的强势打压而不倒,它不必然就会在族群关系相对平等的时代,变成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恐龙。国际上中文价值的继续提升,国内族群关系的缓和(即使面对棘手的宗教问题),完完全全可以为华教提供一个中兴的机会,取得比求生期、突围期更伟大的成就。然而,要这么做,华教运动就必须重新定义本身的存在意义、核心价值与核心能力,而不是陷于战友成仇、刀刀见骨、亲痛仇快的惨烈人事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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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教运动民主化的三个层面

308后族群不平等逐步消减,巫统倒台有期,一方面让华教更难找到“马来民族主义”这个传统敌人,一方面(国内)回教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则可能加强国人接受偏重英文的教育系统趋同,直接威胁了华教运动作为华裔民族主义工具的价值。

这个新形势,一部分其实曾经是林连玉老师的梦想:“将来的马来亚民族的界线,会完全泯灭,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成为一家人。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并且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这目标而努力。”,然而,平等是不是一定就要趋同?换另一个角度思考,华教运动所要保存的“文化差异”,除了方便反抗“族群歧视”所需要的动员,是不是就没有内在价值?

这个“华教五十年未有之变局”(改李鸿章语),其实是50年来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华教运动本来是因为华教运动本来是对外少数族群反抗威权政权的工具,而其工具性也牺牲了内部的多元,常常为了“敌我矛盾”而压制、不解决甚至正视内部矛盾。民主化的成就使少数族群作为被压迫者与国家作为压迫者的正当性因而此消彼长,也使少数族群越来越不像铁板一块。因此,华教中兴的关键,在于深化与内化本身的民主价值,并深思民主化后的华教运动与国家、华教运动供应方(supply side)内部、华教运动与需求方(demand side)的关系。

华教运动与国家的关系

民主化在若干程度上会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在民主化后的马来西亚,华校必须更有效地论证其存在的终极价值,对多元社会的贡献。华教运动至少有三个选择,它们使用不同的论述语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影响华教运动与国家、其他社群的互动。它们各有利弊,华教运动必须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诉诸“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的价值,高举80年代以来强调的“母语教育”大旗,以“母语学习最有效”为基本立论。这个选择最容易争取“华人应该懂华文”的民族主义者。然而,除非同时承认华人的母语可以是英语或其他语言,这立场也会让许多不谙华语而受到敌视的华裔反感,像巫统一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他们推向单一源流教育系统的阵营。更大的尴尬是,如果华社真诚相信母语教学最有效,那么华校那10%-12% 非华人子弟其实就来错了学校,华教运动有道德责任劝退。华教因此其实是“封闭/内向的民族教育”。

充分推展这个逻辑,则所有华人(至少父母说华语或中国方言者)必须把孩子送进华校,而华校也应该是纯华人学府。不止华教将成为(至少华语系)华人的族群边界,同样道理,淡小、宗教学校也将成为淡米尔人、回教徒的族群边界。母语、宗教教育因而实质隔离不同族裔背景的孩子,形成“国民团结论者”批评多源流学校分裂国民的口实。过去华教的抗辩是“不平等才是国民分裂“的原因,等到有一天如果江沙马来学院、玛拉院校也开放给非马来人入学,华教要怎样继续反对“接触论”,论证“接触不一定促成和谐,反而可能会引发冲突”?或者提出有效的方案促进学生交流?如前所说,如果宗教学校因为回教化争议成为社会主流的眼中钉,母语教育就可能遭受池鱼之殃,先走上祭坛。

第二个选择是诉诸“经济价值”,以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来论证华文有文化、经济、政治价值,因此华校应该保留。这个立场可以配合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因为 “华语既然有价,华人子弟怎可忘本不读华校?”,也可以满足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其他族群子弟如果要忘记本身母语变成‘说华语的二毛子’、‘唱福建哥的友族同胞’,也是好事”。华教因此是“开放式/扩张型的民族教育”,就像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国民学校;因此自然会刺激多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反应,被其他母语教育的同道所疏远,最终被打上更多“华文沙文主义”的标签。

第三个选择是诉诸“个人选择”的语言,强调学生与家长有权选择本身的教育系统,反对国家把本身价值偏好强加于个人身上。这个论述不会自动排除不谙华语的华裔,也不必否定传统的“母语教育”论述,而可以创意性地调整、扩大其实践:母语教育如果是最有效,而家长与孩子却选择用第二语言学习,那么学校就应该给予非母语学生更多学习上的支持。今天,马来西亚的英文教学是假定英语并非学生母语,国小的国语教学、华小的华语教学、淡小的淡语教学却完全假定教学媒介语就是学生的母语,尽管只有淡小状况符合现实。

既然强调家长与学生的选择权,学校的授课就应该更有弹性,可以根据需要以不同语言授课。这最终将打破现有多源流教育制度的樊篱,从截然不同的类型变成光谱上的不同结合:譬如说,70%中文、20% 英文、10%国文的重点华小;40%中文、30%英文、30%国文的多元华小;40%国文、30%英文、20%华文、10%淡文的多元国小。这些学校既符合母语教育论述;也允许各语言教育之间的竞争,因此也符合“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更可能吸引不同族群孩子入学,因此也符合“接触论者”的利益。

这个选择的坏处是,它破坏了“族群民族主义者”要藉母语来维持其封闭性的族群边界的愿望。它当然也会被单元文化的“国家主义者”攻击,因为,如此有弹性的教育系统可以促进族群交融,但是,却其实却使教育系统更加支离破碎,不利于国家的控制。从这个角度去看,确确实实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选择”论述,是“族群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这两个表面上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公敌,因为后二者都不过是“集体主义”的不同品种。使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语言,虽然可能是最有效反抗国家同化政策的选择,感情上却很可能让一些人难以接受。

华教运动供应方(supply side)的劳资关系

华教运动迫切需要规范的第二个层面,是华校与华教运动内部的劳资关系。没有赞助人与董事部支付开支,没有教职员与华教干部付出心血,华校与华教运动就不可能供应社会所需要的华文教育。工业关系的合理化毋庸赘言:如果资方没有权力管理,出钱的动力就可能大大减低,使华校青黄不接;反过来说,如果劳方得不到合理的待遇与自主权,优秀的人才不是流失就是消沉,影响教学或运动品质。

过去由于巫统的威胁,董总与教总没有形成既斗争又合作的正常劳资关系;然而,在这种“不正常”的“华教革命感情”下,却往往是董事埋怨不被知识人尊重、教职员不满被老板阶级剥削或蔑视的暗流。在新纪元学院争议中,林老总与秘书处的密切“同道关系”,之所以成为“民主派”要竭力维护的典范,而“主权派”与“民主派”分别获得许多独中董事、教职员的支持,绝非偶然。过去已有许多独中爆发董教冲突,现在依然有不少是火药库,只是在等人丢下火头。

要避免这种真正的“内耗”,华教运动内部的劳资关系,包括教师是否能够成立职工会、独中与华教院校董事部权力应该有多大、校方/院方内部要如何落实“工业民主”,其实都需要坦诚、理性的辩论,不能够继续以“大家要相忍为华教”的陈腔滥调继续把头埋进沙堆里。

比诸独中与华教院校,华小的情况更加微妙。一方面,华校教师与校长的雇主是教育部,而非董事部,因而校方与董事部之间除了筹款建校的实际需要和因此催发的同道感情,往往还有食堂、贩卖部方面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华校教师会并不是职工会,入会的年轻老师越来越少,出现许多教师会被校长、甚至退休校长控制的现象,危及教总的社会基础。华小董事、教师固然不是劳资关系,但一方控制校产,一方提供劳务,依然是华教供应方的伙伴,必须发展出合理的组织关系。不然,新生代教师自居于华教运动之外的危机、两年前董总与校长职工会的“校长贪污”争议,最终都可能继续弱化、甚至瓦解董教总50余年的关系。

华教运动与需求方(demand side)的关系

华教运动要成功,不能只靠良好的供应,还必须确保它能满足需求。它的直接需求方是学生、家长,最终需求方是整体社会。在两者中间的,除了雇主,就是校友,因为学校一般会向校友征求人脉、财脉支持,校友也对母校有一定期望。一般社会人士与雇主人数多而分散,不可能组织起来;因此,能够组织起来与学校作为供应方,做出集体互动的只有校友(校友会)与家长(家教协会)。一些校友会在董事会内有代表,但许多只被视为花瓶,在一些关键决策中可以轻易被边缘化,前此坤成女中招收男生与改建校园的争议就是例子。

作为学生监护人或学费赞助人,家长其实掌控华校生源。华教要健全发展,就必须确保家长的意愿与意见受到重视。然而,大部分华校家教协会常年大会很少会高朋满座,甚至需要依赖颁发奖学金才能吸引一些家长出席。这可能是因为华裔家长一般忙于工作,而对董事会、校方又有高度信心,因此不认为有参加校务的必要,只在募捐时出钱出力。

从这个角度去看,家总因为“校长贪污”争议而成立,其实是为华教增添生力军,然而无可避免地将直接对校长职工会(定位上并不算华教组织)、间接对教总造成冲击。

组织家长参与华教运动集体决策的工作,其实近年来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华校家长的社会背景多元化了。

第一,许多华裔家长受英、国文教育,并不理解华教运动的斗争传统与语言,如果不能够有效“社会化”,把他们纳入华教运动之中,他们是最容易流失甚至被争取去反对董教总的一群。

第二,大约10%的华校家长甚至不是华裔,华教运动如果能够争取他们参与,甚至培养出一些明星发言人,其实就是反击“华教破坏国民团结论”的最佳说客。可惜,或许因为华教运动被许多主事者视为“民族教育”,非华裔家长就只被视为“友好的外人”,未能被吸纳入华教运动中,丰富其内蕴与强化其声势。

需求方另一个应该纳入华教运动主流的是学生。一般华校中小学生被要求进行的华教工作,不是筹款,就是文娱表演或者后勤工作。除了少数学校,华校生鲜少涉及非教条就国家大事、华教课题、校园事务的审议与讨论,只有少数精英学生可能为了参与辩论等学艺比赛,才会可能有所接触。相较于大时代经常参与学潮的前辈,今天华校生的社会能力相形见绌。在家长越来越尊重学生意愿的时代,华校其实可能悄悄流失了最有自主性的接班人。

新纪元学院是华教困境缩影

新纪元学院争议,其实是华教运动的缩影,反映出未能在前述三层关系未能及时因应民主化转型的困境。

第一,新院认证、升办大学与校地的争议,反映的就是这所“独大替身”定位不清的困境,无法决定本身第一要务是提供中文教育、成为华教成功的橱窗、还是落实大学的人文理想;最后甚至出现要引副部长干预的迷失。

第二,董教之间的分裂,反映的就是长久以来华校劳资关系没有合理规范、只靠革命感情、“大局为重”意识来协调的隐患。

第三,学生示威要求校园民主,却被董总首席行政主任批为“六四事件”,而家长与学院理事长未能有制度性的对话管道,都说明了华教现有的“民主程序”只及于供应方中的资方,完全未有合理结合或回应需求方的体制。

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就算今天的风波能够调解,恐怕不久就会重新爆发。反之,如果能够整理出前后一贯的价值、定位与策略,则人事纷争可能逐步导向路线、方法之争,慢慢整理出一些基本共识。

***

四、新纪元学院风波化危险为机会

如果我们同意新纪元学院争议,其实是华教运动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失去传统敌人、没有危机感而使内部矛盾激化成敌我矛盾,并且可能在后308族群渐趋平等的氛围中走向没落;那么,我们便没有本钱迷失于激烈而失去目的感的内斗之中,也不能够祈求和稀泥的团结。因为,在“华教五十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中,我们必须对华教未来的路线做出认真深刻的辩论,才能免于在时代的狂潮中免于没顶。

今天,既然“董事主权派”与“华教民主派”既然已经成形,不可能在华团领袖调解下就抱在一起,和和气气,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事实上,明年6月董总改选,两派决战势不可免,届时两派要为何而战?为从1960年代“反右运动”到2000年代董教总内部权力斗争的新仇旧恨作一了断?

如果焦点集中在人事,决战之后,华教两派有可能破镜重圆、言归于好吗?我并不相信“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价值,然而,我也不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滚数十年会不犯任何错误。与其互挖疮疤,何不展开路线之争,各自为华教运动提出完整的论述配套,争取华社舆论的支持,以期最后反映在董总代表的票数上?有建设性的竞争,虽然最终还是有胜负,还是有一半人鞠躬下台,让另一半人施展抱负,至少我们可以期望听到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时麦凯恩呼吁支持者支持奥巴马的感人演辞,而不是不日卷土重来的黑函、内幕消息、资料汇编、真相集、文告战、汇报会等。

今天,华教运动的司令部发生了这样惨烈的人事斗争,不管最终是叶新田先生蝉联,还是他人取而代之,新任董总主席(教总主席亦然)必须能为华教诠释历史与现状、分析挑战与形势、提出愿景与策略,就像新任美国总统必须发表国情咨文一样。如果做不到,失去思考能力的华教运动其实已经成为恐龙,无法因应新气候,我们就必须为接受它即将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的宿命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双方同意,未来的董教总领导层必须有明确的价值、方向与策略,那么他们就应该从现在提出:什么是华教所必须做出的路线选择?譬如前文所指出华教运动需要重新思考民主化后的三层关系:华教与国家的关系;华教供应方的董教劳资关系;华教与家长、学生等需求方的关系;或者其他更具体的议题,如“英文教数理”、“新纪元学院未来10年发展”等议题;再整合出一套前后呼应的“华教形势报告书”,并就彼此意见相左之处展开辩论。

能够辩论的民主才是有素质的民主。组织学上,有所谓“出走、呛声、忠诚”的概念当团体成员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可能呛声以追求改变,也可能绝望而出走。华教运动要能够强大,就必须建立辩论的传统,以便让异议者有发言以说服他人或被他人说服的机会,不管成功或失败,愿意在呛声后忠诚,而不是呛声失败后出走,甚至躲在角落里等待机会反扑。

要建立或重建路线辩论的传统,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游戏规则,以便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不会却步。第一,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发言。没有人有权排除其他人参与辩论,因为华教运动是它所有支持者的公共资产。第二,人身攻击应该避免。不管是“二毛子”之类标签攻击他人社会文化背景,或者以针对性的言辞攻击他人人格,都是不必要的。第三,言必有据。作奸犯科的恶行应该揭露,然而必须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在黑夜里放枪,含沙射影。第四,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对自己所不认可的价值观,可以批评,可以论证其荒谬之处,但是,不应该把对方妖魔化,或者把本身价值观作为辩论起点。

不管是“董事主权派”的叶新田、邹寿汉、饶仁毅等诸先生,还是“华教民主派”的李万千、柯嘉逊、刘锡通、吴建成、莫泰熙、杨应俊、冯秋萍等诸先生,都是在华教运动史上战功累累的前辈。没有他们,也许华教就撑不过突围期,我今天就不可能懂得在电脑上打中文字。我不希望,有一天马来西亚族群平等了,华校却因为内外交困灭亡了,让我未来的孩子失去打中文字的机缘。以饮水思源的谦卑心情,我恳请他们在新纪元学院风波纷扰数月后,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他们过去所受到的种种委屈,以理性的态度就华教的未来展开路线大辩论,为我们立下辩论息争的典范。

因为华教运动是华社的共同财产,我也斗胆恳请华教、评论界的前辈与先进,胡万铎、郭全强、王超群、杜乾焕、陈友信、姚丽芳、李亚遨、张景云、杨白杨、顾兴光、万家安、陈颂光、曾庆豹、林开忠、祝家华、陈亚才、郑云城、杨善勇、赖昭光、潘永强、郑文泉、唐南发、庄华兴、詹缘端、傅向红、李书祯、罗志昌、杨凯斌、曾剑诸先生,以及新纪元学院新任院长潘永忠教授,以超越人事的高度,为华教运动或新纪元学院的未来把脉。


Responses

  1. 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

    这就是我说的99%的家长认同迁校,是对华教工作的一个极大伤害。他们把孩子送入华小其实是要满足他们的功利主义的虚荣心,这是是华团特别是华教在宣传为什么要读华小上出现了价值的危机。

    我希望进发兄能够号召华社好好的思考,华教的定位、方向及价值等根本的问题。

    我很早提出了就读华校是符合中国经济腾飞的危机感。正如你文章提到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敌人,甚至在华教中制造敌人。

    我最近设想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种族单一化或语言同化,更应该是反民主、伪民主与霸权政治、贪污政治等的腐败结构。

    但是当华教里越来越多和官商勾结的资本家,他们对真民主的诉求也就日渐薄弱,甚至失去方向。

    未来的华教路线该怎么走,我认为必须坚持廉政、民主、人权与法治。失去了这些基石我们华教的斗争很容易被冠为反国家团结精神等罪名,而现今的华教资本家可不如以往的硬骨头。问题在于华教如今失去了总路线,很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一些有执政党的承诺,因此竟然违反了超越政党的路线,没有从惨痛的4君子的历史意义中汲取教训。

    不错华教可以看不起各政党,但是请问您的价值路线是什么?您还有多少本钱超越政党,如果您没有贯彻民主、人权、法治与弃绝贪污腐败的官商勾结?

    以前法治不强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可以用一些甲必丹来镇压异议但是现在是民主、人权与法治的时代华教领导如何身体力行的领导华教运动首先要先正其身!

  2. […] 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华教运动动员群众能力在白小斗争中的衰微,不是参与者缺乏抗争精神,而是华校所服务的对象已经多元化—许多华校家长并不谙华语,送孩子入华校只是受华校水平与中文经济价值所吸引,马华的迁校策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便已足够,华教的传统斗争语言反而是鸭子听雷。 […]

  3. […] 请读:《迟到了18年的华教转型危机》黄进发 […]

  4. 如果可以翻譯成英文和馬文版本,相信會更加容易獲得人民的共鳴。

    個人認為目前華教最大的挑戰是友族不了解何為華教運動、華人為何要爭取?而且在運動過程中,很容易就被有心人標籤上不受歡迎的 “沙文主義” “華人主義” 等歪曲事實的名稱。這不單讓友族誤解,更甚的沒能收到華文教育的華人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這些助力如果可以推動,對整個運動來說只有好處。

    • 谢谢。这应该会是在选举改革后的第一个优先考虑。华教运动不能自己玩自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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